西蒙·巴克利，《The Ruin》，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撰文 Lucrezia Motta, Zoë Goetzmann
编译 TAJ

2026年特纳奖（Turner Prize）于9月26日在英国米德尔斯堡现代艺术学院（Middlesbrough Institute of Modern Art, MIMA）向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3月29日。西蒙·巴克利（Simeon Barclay）、基拉·弗雷耶（Kira Freije）、玛格丽特·玗牡（Marguerite Humeau）与塔诺阿·萨斯拉库（Tanoa Sasraku）四位入围艺术家，通过表演、雕塑与沉浸式装置，分别触及英国工业社会的变迁、人的情感与脆弱性、生命的假想进化，以及石油资源背后的军事与地缘政治权力。
这也是特纳奖入围展首次在大学场地举办。作为蒂赛德大学（Teesside University）的一部分，MIMA不仅是国际当代艺术机构，也长期致力于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展览来到米德尔斯堡，既为东北英格兰的观众带来英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展览，也使这一以往常被视为伦敦艺术圈焦点的奖项，进入了一个具有鲜明工业历史与地方文化背景的城市。然而，场地的变化并未消除围绕特纳奖的老问题：在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和商业机制不断变化的今天，这项创立于1984年的奖项，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艺术家的职业轨迹？
特纳奖从诞生之初便不只旨在表彰艺术成就，也希望引发“活跃而富有智慧的讨论”。在其影响力的鼎盛时期，它曾帮助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等艺术家成为全国性的公共话题。如今，奖项的公众影响力似乎已不如往昔那般显著，但它是否因此失去了重要性？还是说，它的作用正在从制造文化事件，转向更专业、更持久的艺术机构与市场网络？2026年的入围名单，以及其中两位艺术家在伦敦同期举办的商业画廊展览，同时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切口。

四种艺术实践：从工业记忆到假想进化

西蒙·巴克利，《The Ruin》，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今年的特纳奖入围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媒介与叙事路径。四位艺术家分别从个人经验、身体、生态与资源政治出发，构建出具有鲜明空间感的艺术情境。展览并不单纯依赖视觉冲击，而是试图让观众进入各自的叙事系统，在观看过程中逐步理解作品所涉及的社会与历史问题。
西蒙·巴克利（Simeon Barclay）凭借表演作品《The Ruin》入围。这件时长约一小时的口述表演，围绕英国M62高速公路穿越奔宁山脉的建设展开，将道路这一基础设施与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阶级结构及身份认同联系起来。这条连接英格兰东西部的高速公路于1957年至1976年间建成。对出生于哈德斯菲尔德的巴克利而言，它不仅是交通网络的一部分，也承载着成长经验，以及工业景观所塑造的生活想象。作品通过语言、现场打击乐与声音环境，讨论英国性、阶级、种族和男性气质等议题。
在米德尔斯堡的展览中，《The Ruin》被转化为一件具有建筑介入性质的装置：脚手架结构沐浴在红色灯光之中，录制的口述表演在空间内展开。原本依赖现场演出的作品，由此获得新的空间形态。观众面对的不仅是一段有关高速公路建设的叙述，也是一个由工业历史、个人记忆与社会身份共同构成的场景。高速公路在作品中既意味着连接，也暗示着转变。它曾经开启新的可能性与冒险，同时又将个人生命经验置于更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中。巴克莱通过声音与语言，使这些历史因素不再只是背景，而成为观众能够感知的空间经验。

基拉·弗雷耶，《Unspeak the Chorus》，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基拉·弗雷耶（Kira Freije）的作品《Unspeak the Chorus》由约20件真人大小、近似骨架的人形雕塑组成。作品以不锈钢条带构成身体，搭配铝制铸件制作的面部与手足，并结合织物及其他现成材料，创造出介于人物、骨骼与抽象结构之间的形象。这些雕塑并非完全虚构的角色。其面容取材于艺术家生活中认识的人，呈现出欢笑、悲伤、用力、专注等不同表情。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姿态与神情，而它们之间的排列与距离，则进一步暗示了某种尚未被明确讲述的人际关系。
作品不以传统雕塑中稳定、完整的人体形象为目标。金属结构使身体显得脆弱而不完整，但面部表情又赋予这些形象鲜明的情绪特征。观众可以穿行于人物之间，近距离观察其细节，并通过阅读作品中的人物关系，逐渐建立对整个场景的理解。这种观看方式使雕塑不再只是供人从外部欣赏的独立物件，而成为一个可以进入的情感空间。作品讨论的并非某一种特定情绪，而是人们如何通过身体、姿态与彼此之间的距离，表达那些难以直接言说的感受。

玛格丽特·玗牡，《Torches》，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出生于法国、现居伦敦的玛格丽特·玗牡（Marguerite Humeau）长期围绕假想历史、生命演化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展开创作。她的项目往往从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出发：如果某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存活至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智慧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人类又将面对怎样的生命形态？她的作品《Torches》再次改变了展厅的氛围。一些奇异生物出现在洁白的地毯上，它们介于史前动物与未来有机体之间，空间里回荡着低沉、持续的音效。观众进入展厅前，需要先穿上鞋套。这些生物仿佛来自一条最终未能真正发生的进化分支。它们足够熟悉，让人不禁将其与现实动物进行比较；却又足够陌生，无法被轻易归入任何现有的生物类别。
玗牡的雕塑组合运用了多种自然材料，包括蜂蜡、拥有150年历史的胡桃木、4500年前的酵母，以及取自白蚁蘑菇的培养物。材料本身携带着不同的时间尺度，而艺术家通过对它们的重新组织，构建出介于自然史、想象与未来推测之间的世界。在这一空间里，人类不再是衡量所有生命的唯一尺度。作品将观众置于陌生的生命形态面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进化、智慧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占据的位置。

塔诺阿·萨斯拉库，《Morale Patch》，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出生于普利茅斯的塔诺阿·萨斯拉库（Tanoa Sasraku）则长期关注土地、资源开采、领土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她的作品《Morale Patch》从一种看似普通的物件出发：内部封存着少量原油的企业镇纸。这些镇纸原本由石油公司制作，作为宣传赠品送出，将石油转化为一种可以摆放在办公桌上的纪念品。萨斯拉库将这些物件集中起来，置于一张巨型国际象棋棋盘上。棋盘的方格让人联想到水域与沙漠，也使石油及其背后的资源争夺进入一个关于战略、竞争与控制的视觉系统。
在这里，原油不再只是可供交易的物质，而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入口。作品标题借用了非正式军事徽章的概念，进一步将石油与冲突、军事组织以及自然资源所承载的权力关系联系起来。镇纸本身却带有一种奇异的喜剧感：它们光亮、精致，是企业宣传体系中的小型纪念品；而内部封存的物质，却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边界划分与战争。日常物件与其所代表的庞大政治体系之间的反差，正是作品的重要张力所在。
萨斯拉库对石油的关注，也延伸至她在伦敦的另一场展览“Tropical Ken”当中。这场与 Vardaxoglou画廊合作的第三次个展，于9月11日至10月31日在苏荷区Royalty Mews7号空间举行，呈现一系列探索热带休闲、军事主义与殖民记忆的新雕塑。作品将拆解后的军用服装转化为层叠的新闻纸形态。艺术家利用家用美黑床，将迷彩图案显影在纸面上，再将纸张浸湿，使其膨胀，最后用长尾夹将各部分组装起来。军事服装、新闻纸与热带休闲意象在材料层面相互交错，使殖民历史、军事权力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可见。

特纳奖的作用：从公共话题到市场信号

玛格丽特·玗牡，《Torches》，特纳奖2026，在MIMA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David Levene

四位入围艺术家的实践显示出当代英国艺术的多种面向，但特纳奖的意义并不止于展览本身。自1984年创立以来，它一直是英国当代艺术领域最受关注的奖项之一。它曾帮助多位艺术家扩大公众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机构与市场对艺术家的评价。
2014年，皮埃尔·佩内（Pierre Pénet）与李康山（Kangsan Lee）发表研究《奖项与价格：特纳奖作为当代艺术市场中的估值工具》（Prize & Price: The Turner Prize as a Valuation Device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Market）。该研究指出，特纳奖有助于推动年轻英国艺术家的职业发展与市场认可，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加速成功”（hastened success）。
墨尔本大学金融学高级讲师玛丽娜·格茨伯格（Dr Marina Gertsberg）认为，奖项至今仍能帮助买家更认真地看待一位艺术家。她解释说：“奖项过去能够发挥的作用，如今依然存在：它降低了买家在判断一位艺术家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她指出，艺术品是一种很难验证质量的商品。每件作品都具有独特性，转售并不常见，而媒介、尺寸和题材等特征也只能解释价格形成的一部分。因此，买家往往需要借助中介与艺术机构，来弥补信息上的不足。但这些中介服务的成本并不低。格茨伯格表示，画廊经营者通常会从一笔销售中抽取30%至70%的佣金，而股票发行的承销费用约为7%。在这种背景下，奖项入围名单可以成为一种无需额外付费的可信度信号，为收藏家提供判断艺术家的参考依据。
然而，特定奖项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取决于艺术家所处的职业阶段，以及其原有市场的成熟程度。对于市场仍主要依靠画廊销售建立、而非拍卖成绩的艺术家而言，职业发展的变化往往首先体现在新收藏家的出现、与博物馆建立联系，以及画廊是否持续提供支持等方面。提名带来的影响，不一定会立即反映在作品价格上，却可能改变艺术家进入机构展览、公共收藏与私人收藏体系的机会。

塔诺阿·萨斯拉库，”Tropical Ken”，在Vardaxoglou展览现场，2026年

MTArt Agency 首席执行官玛琳·唐吉（Marine Tanguy）区分了两类买家：一类是收藏家，他们的收藏方式深深植根于艺术史与艺术界；另一类则是艺术品买家，他们更多受到个人情感联系以及作品背后故事的驱动。她认为，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奖项在艺术界依然重要，却不再是艺术家建立市场的唯一途径，甚至不再是最主要的途径。艺术家的市场发展如今还受到个人叙事、画廊经营、机构认可与收藏家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
市场认可也并不意味着艺术行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会随之消失。格茨伯格在2017年与他人共同撰写的论文《艺术市场中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s in the Art Market）中发现，女性艺术家仍被排除在拍卖市场最顶端的0.03%之外，而这一群体集中了拍卖市场41%的收入。研究提示，当艺术家从一级市场进入二级市场时，性别不平等不仅可能持续存在，还可能进一步加剧。AWITA 与 Artnet 合作推出的《Hardwiring Change》系列也进一步讨论了艺术行业中的性别与种族偏见、中期职业阶段的流失、行政工作负担过重、薪酬不平等，以及职业发展面临的障碍。这些问题说明，艺术家的职业轨迹并非仅由个人创作与奖项决定，还受到行业资源分配及制度环境的影响。

基拉·弗雷耶，《trudging, the sodden prelude》，2023年，在”Like Music in the Blood”展览现场，Thaddaeus Ropac，2026年

2026年特纳奖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四位入围艺术家中的两位——弗雷耶与萨斯拉库——也正在伦敦的商业画廊展览中亮相。两人均参与了正在Ropac画廊（Thaddaeus Ropac）位于多佛街伊利大厦（Ely House）的群展“Like Music in the Blood”，展览汇集八位艺术家，通过绘画与雕塑，以省略、位移、投射和抽象等方式探索身体。与此同时，萨斯拉库在 Vardaxoglou画廊举办个展“Tropical Ken”，进一步呈现她对热带休闲、军事主义与殖民记忆的研究。这两场伦敦展览与米德尔斯堡的特纳奖展览同时发生，使一个问题变得具体：当艺术家获得重要机构认可时，商业画廊的展览、收藏家关系与机构合作是否会随之发生变化？还是说，奖项只是将已有的关注放大，而真正决定职业发展的仍是画廊与收藏体系的持续支持？
对于萨斯拉库，Vardaxoglou画廊表示，特纳奖提名已经创造了超越即时销售的机会。画廊指出，自2018年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毕业以来，萨斯拉库一直在持续创作重要作品，而提名是在一系列重要机构展览之后出现的。画廊认为，这一提名让更广泛的观众有机会接触她的创作，也使画廊能够在她已有的收藏家群体基础上，进一步与全球各地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建立联系。这一回应说明，奖项的价值未必体现在作品价格的即时上涨，而可能在于它为艺术家打开新的机构网络，并使原有的画廊与收藏关系得到拓展。

当奖项不再制造明星，
艺术家的未来由何决定？

特纳奖曾经具有将艺术家转变为家喻户晓人物的能力。1995年，达米恩·赫斯特曾将获得特纳奖的2万英镑奖金花在苏荷区的格鲁乔俱乐部（Groucho Club）。这一轶事也成为那个时代艺术家与公众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注脚。但在伦敦艺术评论家塔比什·汗（Tabish Khan）看来，特纳奖在公共文化中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弱。他指出，奖项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当时英国当代艺术处于高峰，英国青年艺术家（YBAs）群体引发广泛关注，泰特现代美术馆也在这一时期开放。此后，特纳奖一直在努力重新确立自身的文化相关性。
汗提出，奖项可以尝试挑战其传统的精英主义结构。例如，今年特纳奖来到米德尔斯堡，如果最终由当地居民而非评审团决定获奖者，或许会为奖项带来新的公共参与方式。不过，公众关注度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特纳奖对艺术界失去了作用。格茨伯格认为，奖项的运作机制依然存在，只是它所影响的受众可能已经缩小，或者发生了变化。入围名单仍能让艺术家进入真正做出购买决策的人们的视野，而此后画廊与持续购买作品的收藏家如何回应，才决定了这种曝光能否转化为长期职业发展。
艺术市场研究者马格努斯·雷施（Magnus Resch）也强调，今天围绕艺术家形成的关系网络，比任何单一奖项都更加重要：哪些画廊代理他们，哪些博物馆展出他们，以及这些机构是否会长期持续地提供支持。奖项能够带来关注，却很少能够单凭自身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特纳奖未必会直接推高艺术家的价格，但它能够改变艺术家被看待、被讨论与被机构接纳的方式。它的力量或许不在于让艺术家变得更加昂贵，而在于让他们变得更难被忽视。特纳奖或许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制造全国性的文化事件，但它仍可能在艺术家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发挥作用。真正决定这种作用能否持续的，不只是提名本身，而是提名之后，艺术界是否愿意继续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展示空间、收藏机会与长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