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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感官:郑马乐的奇幻“蘑菇云”

Apr 01, 2026   艺术新闻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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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蘑菇云”(Zheng Mahler: Mushroom Clouds)在PHD Group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Felix SC Wong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采访、撰文 杨曜
编辑 叶滢

作为一颗蘑菇,去生活、去感知、去体悟,会是怎样的体验?在过去的一年里,由艺术家吴瀚生(Royce Ng)和人类学家黛西·比森尼克斯(Daisy Bisenieks)组成的合作小组郑马乐(Zheng Mahler)对他们居住的离岛——大屿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邂逅了38种不同的真菌。在对这些发现进行拍摄和汇编后,他们创建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并将其输入定制的人工智能(AI)模型中。此举既是对AI领域真菌知识匮乏(这往往与西方世界对真菌的恐惧心理相关)的批判,也是一种扩张,旨在生成全新的、具有推测性的真菌物种。该项目将真菌那如同根茎般、似乎拥有无限生成能力的本质,与新兴的AI系统进行类比,并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同时,它邀请我们反思自身对“子实体”(fruiting bodies)生成特性的迷恋,转而关注“网络”输入所具备的感应与培育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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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从左到右为:吴瀚生、黛西·比森尼科斯)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郑马乐在超过十年的实践中对全球贸易、连接自然和技术的关系网络以及“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的考察展开了探究,探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环境结构的流动。借助数字媒体、表演和装置作品。他们常通过推演未来的假设场景(speculative scenarios)和沉浸式的感官体验,探索不同学科的界限和潜力。在当下这个算法主导、生态危机频发的时代,郑马乐扮演了“观察者”与“预言者”的双重角色,他们曾表示,“我们关注的是自然与技术之间不断流动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架构。”这一组合的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视觉密度,在其装置中或可以看到复杂的3D建模,或能听见融合了民族志录音与合成器音乐的声场,将观众卷入一个由数据、历史和生物逻辑交织而成的“万物互联”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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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蘑菇云”(Zheng Mahler: Mushroom Clouds)在PHD Group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Felix SC Wong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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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裂褶菌的两万三千个性别及其他故事》(The Twenty-Three Thousand Sexes of Schizophyllum Commune and Other Stories),2026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在香港PHD Group举办的个展“蘑菇云”(Mushroom Clouds)中,郑马乐搭建了一个大型的、具有生命律动的生态缸,模拟大屿山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呈现大屿山本土真菌的丰富多样性,并探索人工智能与真菌的类比关系。展览现场打造了巨型生态瓶,多种真菌将在其中生长。雾化系统既调节内部气候,又作为体积雾显示屏,实时投射由AI生成的变幻蘑菇影像。这些持续演化的AI蘑菇基于传感器采集的土壤湿度、空气湿度及光照等环境数据动态生成。这些蘑菇作品旨在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集普遍存在的“幻觉”(hallucination)现象——其根源在于人类偏见与数据集多样性匮乏,以及我们对生成式“输出物”的过度关注。艺术家表示:“正如蘑菇的子实体,这些可观测的生殖结构实则是地下隐秘、相互连接且覆盖广阔的菌丝网络的显现。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展现真菌非凡的适应能力,以及它们如何永远逃脱我们对其多样化表现的完全认知。总会有某些真菌,作为人类,我们永远无法记录或邂逅。”
展览同名作品《蘑菇云》(2026)是M+博物馆委约新作《裂褶菌的两万三千个性别及其他故事》(The Twenty-Three Thousand Sexes of Schizophyllum Commune and Other Stories, 2026)的姊妹篇。至此,郑马乐完成了他们的“大屿山三部曲”,记录了他们多年来对其“超越人类的邻居”——水牛、蝙蝠以及最后的真菌——在存在论层面的深入探索。艺术家表示,“该系列以三部曲的形式呈现我们长久栖居地大屿山的多物种民族志。”如同前作《蘑菇云》(2021)、《水牛的16-40,000Hz》(2021)及《成为(虚拟)蝙蝠是怎样的体验?》(2023)分别探索了水牛与食虫蝙蝠(亚种:Pipistrellus abramas)的感官世界——这些日常相遇的非人类邻居。当他们反思人类感官的局限性,以及技术如何常被用来增强现实体验时,他们试图探索诸如双耳麦克风、超声波麦克风、水声扬声器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媒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拓展对截然不同感官体验的想象——以全新的方式感知和理解世界,例如通过双脚和身体聆听并感受声波振动,或在强烈的反馈与眩晕的光线中运作。艺术家指出:“这些作品并非旨在提供体验水牛或蝙蝠世界的标准途径,而是聚焦于这些生物的颠覆性异质性——让我们直面感官不适,并接纳人类渺小心智永远无法企及的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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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贝壳季节》,2013年,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委任作品
图片来源: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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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贝壳季节》,2013-2016年,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委任作品,在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展览现场,2014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2013年,郑马乐在位于香港重庆大厦的贸易中心对来自非洲的商人和寻求庇护者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实地调查,并让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与经营红海贸易公司的索马里商人“公牛”的工作交织在一起。他们与“公牛”合作,记录了粉鲍的洄游过程——艺术家们在协助下将两公吨的鲍鱼壳从伯贝拉运到迪拜,再运到苏黎世,最后运到中国。“公牛”消失后,艺术家们将鲍鱼壳磨成粉末,出口到中国景德镇,在那里,它成为了一种釉面餐具的材料基础,贝壳粉提取的碳酸钙所形成的粗糙外观与半透明、光滑的白色内部相映衬,反映出了鲍鱼壳本身的成分,同时也反映出软体动物生命周期的最终安息之处。
此后,他们对景德镇的兴趣就一直延续至今。“当时我们受委托为苏黎世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Johann Jacobs Museum)创作系列作品。2015至2016年间,我们在景德镇设有工作室,创作了一系列瓷器作品。这段经历激发了我们浓厚的兴趣——尤其注意到当地产业与瑞士制表传统的相似性,以及其非凡的陶瓷工艺造诣,”艺术家在采访中提道,“2020年我们创作了一件作品,探讨瓷器基材高岭土与稀土元素的历史共鸣——这两者如今都是发展‘绿色’技术的关键原料,且均产自江西省。更耐人寻味的是,它们都曾是中西方历史及当代贸易战中的核心因素。景德镇始终承载着历史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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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BUBALUS, BUBALIS 14-40,000hz》(静帧),2021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为上述作品《贝壳季节》(2013-2014)提供大量相关信息的是郑马乐针对大屿山野生水牛的长期民族志研究,该研究也体现在“大屿山三部曲”之一的作品《水牛的16-40,000Hz》中。艺术家在研究中探讨了岛上的地理和湿地生态是如何被牛(水牛和奶牛)种群塑造的。大屿山曾被誉为香港的“米仓”,但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农业衰退;在此期间,曾经作为农耕劳动力的牛被释放到荒野,成为了野化种群。这些非人类行动者——特别是水牛(Bubalus bubalis)——通过“地形改造”改变了它们所处的新景观,将废弃的农田转化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随着大型填海工程“明日大屿愿景”的推进,这张细腻且自发形成的生命之网很快将陷入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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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BUBALUS, BUBALIS 14-40,000hz》(静帧),2021年,在UCCA沙丘美术馆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艺术家

展览现场是他们研究中使用的仪器的集合。其核心是一件声音雕塑,包含了艺术家通过追踪岛上游荡水牛的足迹与路径所收集的田野录音。他们利用3D扫描与打印技术复制了水牛耳朵的形状,构造出了一个双耳麦克风,以最精准地捕捉属于这种动物生理结构的听觉感知。录音被分为两组:只有水牛能听到的超声波频率通过水扬声器视觉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能将振动转化为生动、复杂的水波纹图案的装置;人类听觉范围内的频率可以通过连接到双耳水牛麦克风的耳机来体验,给观众一种水牛听觉的空间化体验。这件作品试图承认人类感官能力的局限性,并探讨如何将技术作为“中介”来缓解这些限制——将技术理解为意识的延伸——从而寻找到体现“超越人类”感官体验所必需的最低条件,这一逻辑也在三部曲的作品中得到延续。
“我们热爱在大屿山生活的部分原因,在于总能期待在潮湿季节里,于邻近的小径、田野和森林中邂逅形形色色的蘑菇。因此,散步或徒步时遇见蘑菇,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我们每日可见的水牛与蝙蝠,我们深知真菌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同样支撑着环境生物多样性,共同塑造并维系着我们的自然景观,”郑马乐在采访中告诉《艺术新闻》,“但本质上,这些作品深受我们共同生活的非人类邻居启发——它们以截然不同却同样强大的方式感知世界。在我们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与未来中,若要实现共同繁荣,必须给予它们更多尊重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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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蘑菇云”(Zheng Mahler: Mushroom Clouds)在PHD Group展览现场,2026年,摄影/Felix SC Wong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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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The Blue Mushrooms of Tai Tung Shan-Inocephalus virescens》,2026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PHD Group

在新作中,艺术家敏锐地将根茎(Rhizome),即真菌的菌丝网络与神经网络和互联网架构进行了类比——蘑菇的“子实体”(即我们看到的蘑菇头)只是冰山一角,地底庞大的菌丝网络才是主体,正如我们看到的AI生成图像只是结果,背后庞大的数据输入与算法网络才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这让我想起Apple TV+热播的电视剧《同乐者》(PLURIBUS)中人类智能通过病毒共享并形成类AI系统的设定——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的一间实验室内还原出的外星病毒迅速蔓延,将全球绝大多数人类转化成了一个被称为“他者”(The Others)的集体意识网(Hive Mind),他们共用记忆和思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并能够读取全人类的记忆和知识,但这个集体意识正试图同化最后的幸存者。这一剧集也被认为是“关于生成式AI崛起的一场宏大隐喻”,不仅指向大型语言模型(LLM)基于数据的模拟方式和AI产生的“幻觉”现象——如果AI失去了新鲜的人类原创数据输入,它就会开始在闭环中自我退化;同样借未被同化的主角视角展现出一种对人类灵魂被“cannibalized”(指技术上的数据吞噬)的恐惧,以及AI“礼貌”的暴力——剧中的“他者”总是带着空洞且极度礼貌的微笑,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剥夺你自由的话,这隐喻了现代AI界面那种经过对齐(Alignment)后的、讨好型且公式化的回复。这种“礼貌”掩盖了算法背后冰冷的逻辑,以及它对人类多元情感(尤其是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的无法理解和过度修正。
在被问及艺术研究与实践如何帮助他们理解当下世界时,郑马乐回答道:“我们的研究与艺术实践始终是探索、审视和思考复杂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些问题涵盖各种议题、情感、焦虑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近期以蘑菇为主题的作品帮助我们梳理并探索诸多问题,包括当下对人工智能关系的焦虑、恐惧与期待——例如,若人工智能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贡献力量并培育它?将非人类数据纳入或排除在人工智能之外有何深远影响?我们是否该将人工智能视为更接近真菌这类与人类共同进化的响应性有机体,而非纯粹的人造产物?艺术已成为承载、传递并传播我们研究成果的必要载体,使其触达更多可能怀有相似思考的受众。创作艺术作品或展览,探索我们共同关注却角度略有差异的理念与议题,有助于融合这些视角,挑战艺术或研究能力与边界的界限。正如PLURIBUS所示,在探索、实验与创作过程中,它不断提醒我们与世界的相互联结——历史的流变、我们的经历、行动、选择与关系如何在生命中回响共振、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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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马乐,《What is it like to be a (virtual) bat?》,2023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谈及与人工智能协作的体验时,艺术家称,“总体而言,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怀有诸多强烈情感,其根源涉及政治、经济、环境及美学等诸多层面,对此我们完全认同。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似乎几乎不可避免,因此我们亟需思考如何在未来与其协商共处。艺术与研究能提供必要的批判视角,为探索比当下更高效、更合乎伦理、更具想象力的AI协作方式奠定基础。”作为工具,AI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局限。两人组合中,吴瀚生作为长期从事3D计算机动画创作的艺术家,深切体会到AI工具在操控性、计算需求及成本方面的缺陷。“但正如历史上多数艺术家所经历的,正是这些限制赋予了新工具独特的魅力——它促使我们探索反直觉的运用技巧。作为媒介,其价值更在于其‘元媒介’属性,即承载所有其他媒介的载体,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媒介。我们需要始终关注并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两种功能——例如将人工智能作为众多工具之一来实现艺术创作,或将其作为多种表达方式之一来传递信息。”

去“山外”:一座广州老建筑和它的文化生成实验

山外的空间与视觉呈现主导艺术家林载春在山外,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撰文 赵凡
编辑 姚佳南
在广州环小谷围岛的艺术生态圈,一个乡野间的空间群落正在蔓延生长:深井村的朴农园、深活空间、艺术家群落,化龙镇的镜花园、回空间、山外,新造镇的新造空间......而坐落于化龙镇大观园街一座旧楼中的山外,则是这些空间生态中一个独特的样本。这栋九十年代的单位旧楼,以一种介于废弃与使用之间的姿态面世,剥落的墙皮、老旧的管线、水泥的基建,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在外界眼中,山外始终难以被精确定义:它是艺术空间、新型的美育场所,还是某种社会实验的飞地?这种关于“山外究竟是什么”的持续追问,折射出其独特的实践路径。它并非一场单纯的空间营造实验,而是一次将“个体成长经验”置于核心的动态生成。山外试图去探寻在传统的知识传递范式之外,一种关于个体与关系的生成性实验是如何可行的。
装修不完的老建筑
林载春在山外,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2023年初,山外在着手装修之前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清理这座废弃已久的空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的新加坡艺术家林载春(Lim Tzay Chuen)作为山外空间与视觉呈现的主导,在此时期介入。林载春常以“失败的推销员”自称,用细微行动催化打破日常的固有认知,探索社会与机构的结构性重构。应山外的运营者和联合创始人陆佳之邀,他先从慢慢地观察这个地方开始,再决定在这里做点“什么”——什么能引起思辨?什么能调动感知?什么能激发创造力?——这显然没有标准答案。面对这栋上世纪规整却闭塞的办公楼,林载春的第一直觉是“一股被束缚的空间等待着被释放”,脑中更是直接蹦出了不破不立的念头。“对于我来说,设计的关键从来不是装潢,而是概念的注入,对空间改造后释放的能量。有些东西是教不出来的。不同的场域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事物的感知,这可能是山外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林载春在采访中说道。
(上)山外改造的第二阶段:修和缮——中庭的天花被切割落地形成“天井”般的结构,2023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中)改造后的山外,2024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下)山外空间,2024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这种“破”在随后的改造中化作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第一天进场,他便指挥工人拆除二楼一间屋子的地板,即一楼中庭的天花板彻底“打开”。使得阳光得以倾泻而下,形成如天井般的负空间,让整个空间一下子呼吸了过来。而那个因地面消失、如今只能从侧边窗户爬进去的内房,恰是这改造里的一个意外收获——既然不一定非要从门进入空间,“破窗而入”便成了一种充满隐喻的身体体验,留下悬置在半空的旧房门,仿佛时空的错位。“我其实在山外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风水师’,去破解各种死穴,摆出招‘材’进‘宝’的布阵,精准地把握空间本身的需求和使用者的真实想法。”林载春说。在山外,常常会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自己搭建的长凳上,静静看着这个场域。可以说,山外的改造并非一种“设计”,而是对材料流变的“顺应”,体现为直接的动作——锯开、保留,或仅仅是放置。
(上):山外主题工作坊空间,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中、下)山外大玩具,2024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这种让材料说话的逻辑也构成了山外独特的软装美学。在一楼的工作坊空间中,工业现成品——桶、PVC管、板材——通过即兴拼装,不再是被动的耗材,而是自由地演化为饭桌、凳子或储物箱。延伸至户外,门口矗立着林载春就地取材制作的四件“大玩具”系列互动装置。它们令人联想到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那件旨在被攀爬与互动的《身体空间运动物》(Bodyspacemotionthings)——装置如同“行动中的直觉”的具象化版本,无论长幼,访客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其牵引,投入一场身体与器械的撒欢。
迄今,陆续有人向陆佳问起山外的“装修”现状,她的回复一直都是:“装修不完的。”自清理第一片垃圾起,山外的建筑便进入了一种永续的“成为”状态。每隔一段时间踏足山外,室内摆设都有所不同。而山外的建筑形态则在时间、空间和人的互动中被不断“装修”与丰富。
“山人”、身体与空间生态
山外书房,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真正让这栋旧楼得以“自我生长”的,是其中生活、工作、玩耍与交流的人——山外称他们为“山人”。谈及山人谓何,陆佳解释道:“在‘山外’的语义里,‘山人’并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种进入方式:这里的人并非为了履行艺术家、学者、教师等专业角色而来,而是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现场,把个体的生活方式带入空间生态环境。”
这种由山人生成空间的逻辑,在两位常驻山人——摄影师/图书管理员PJ与科普作家瘦驼的实践中得到了鲜活显影。PJ于2023年下半年开始常驻山外,她的个人爱好是看书、藏书,尤其是摄影画册。于是,二楼楼梯旁的一间能看见树和后山的房间就变成了她的“山外书房”。书架上的艺术画册、经典文学到独立Zine(小志)乃至诗集,都是PJ精神世界的物理延伸。书房的空间并未遵循图书馆式的标准陈列,而是依据身体的舒适度添置了一张巨大的工作桌与可躺可坐的角落。非规训的空间语言也导致了“意外”的发生:书房并未如预设般成为安静的阅览室,而是自然演化为一处集手工、玩耍与休憩于一体的公共客厅,阅读则成了疲累或闲暇时最自然的发生。
瘦驼的自然实验室中的生态鱼缸,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自称“科研逃兵”的理工科山人瘦驼则在山外开辟了一处“自然实验室”,并将空间视为山外类似神经元的动态链接网络。他选择了一间有狭小封闭卫生间的“边角料”房间,利用其易于调节微环境的特性,将其改造为饲养水生生物与昆虫的动物房。他还在空间中放置了一台显微摄影仪器,带着山外的来客们一起收集空间角落里的昆虫尸体,用摄影还原微观世界的细节。此外,瘦驼还试图通过撰写“山外志异”,来打破城市孩子对自然未知的恐惧感。无论是书房还是实验室,它们都不再是由建筑本身所规划的功能性空间,而是被“山人”的生命经验与身体感受所重新定义的场域——它们持续的在场,成为了山外空间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独特器官。
除了物理空间内的静态空间生成,山外空间还有动态的社会式实践,为外界熟知的是探究式工作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围绕公共议题展开的主题工作坊,提出问题“什么是XX?”它为山外奠定了一种以提问为基础的思维结构,即每隔一段时间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无限开放的议题:“什么是它们?”“什么是关系?”“什么是凳子?”......这种重返基础的提问方式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让不同身份的山人对同一议题做出差异化的思考和回应,从而拆解个体对世界的预设和刻板印象,习得事物的多面性。
(从上至下)“山外·立”“山外·造”“山外·画”工作坊现场,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另一种为常驻“山人”的系列工作坊,比如舞者张典凌的“山外·立”;心理学者/木工爱好者刘蕾的“山外·造”;艺术材料研究者/影像艺术制作人李少文的“山外·画”等。山人们的生命经验和兴趣——木工、绘画、博物学、舞蹈、摄影、写作、烹饪、观察、发呆等——都是工作坊生成的原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外,成人与儿童参与者均被视为平等的感知主体。成人在这里得以暂时悬置“家长”的社会与家庭角色,回归独立的生命个体。这种平权式的参与,不仅让成年人重新获得独立的思考与感知,更是在微观层面上对家庭关系的一次解构与重组。
(上)“山外娃蛙”生物观察,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下)“山外娃蛙”曲奇饼配料表,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如果说工作坊是面向群体的广度探索,那么面向个体差异性的PBG(People Based Generating)人本生成式项目则是一种深度的垂直生长。与项目制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不同,山外的实践是以“人”为先的知识生成过程。孩子“正方形”(小名)的“山外娃蛙”案例完美阐释了这种围绕展开的、动态生长的多元学习形态。陆佳说,“在正方形身上,我们看见了她熟练的动画技艺、对野外昆虫动物的痴迷,对曲奇饼干的热爱……由此展开向各领域专业人士请教的历程。”从动画史的学习、青蛙生态的观察以及烘培技法的实验,再到模具设计与包装设计,最终落地为小规模的产品生产,并上架售卖,完成从创意到商品的现实闭环。这种个体化实践剥离了单一学科的教学框架,动态牵引出一段后学科、长周期且与社会现实深度嵌合的生长旅程。
(上)跟随博物学者“瘦驼”在香港嘉道理农场看生态保育,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下)与山外图书管理员PJ及博物学者“瘦驼”游柬埔寨,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PJ
山外的“外出”项目构成了第三种动态实践。它不同于旅游或研学,而是以“跟随一个生命经验”为方法。比如跟随艺术家陈啟恒去佛山南海区丹灶镇解读旧墟街巷中的乡村艺术;或与PJ、瘦驼前往柬埔寨,在通王城与崩密列的废墟中穿行,去探寻望天树间的泰国狐蝠与洞里萨湖的候鸟踪迹。这种外出使参与者进入并非预设的知识路线,从而进入他人感知世界的独特节奏。不论大人小孩,通过紧跟山人的脚步,模仿其凝视、提问、与物相处的方式,在具体的行进与劳作中,将其内化为一种技能与感知方式。
结语:一场未完成的生成
山外夜观活动,2025年,图片由山外提供,摄影/malu
在山外的整体实践中,未完成绝非某种过渡性的尴尬,而是一种被主动维持、持续运作的开放结构。建筑的残缺、功能的留白、以及“山人”与来者间流动的关系,共同将山外锚定在一种始终正在发生的姿态中。在这里,“未完成”是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它确保了空间始终处于可生成、可变动、可被重新滋养的鲜活状态。
建筑中仍然散落的空房间是“未完成”最直观的物理象征。它们仅被简要清理,未被赋予任何的功能。“空间不应被预先‘安排’,而应被审慎地‘迎接’。”陆佳称这些空屋为“等待的储备”:等待一个尚未出现的身体、一种尚未成形的关系,或某个萌芽中的愿望来将其激活。这一关于“等待与迎接”的理念,也顺延至对未来艺术家驻地项目的构想中:即不以单纯的艺术生产为导向,而是旨在建立一种引入“异质性”的机制——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与经验个体的介入,推动空间生态进行结构性的重组。
山外注定不会完工。相反,它将持续一种尚未定型、持续更新的敞开状态。因为保持未完成,就是保持提问;而不断的提问,恰恰是“生成”的前提,更是其生命力生成的理由。
2025“永续之籽”教育计划 - “共栖之岛”交流共学与支持项目在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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