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群在工作室 © 吴钢摄影 WU Gang
撰文 孟宪晖
编辑 叶滢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叙述中,朱德群(1920—2014)常常与赵无极(1920—2013)、吴冠中(1919—2010)一同出现。三人曾在国立杭州艺专求学,后来相继赴法,沿着不同的道路展开艺术探索。“留法三剑客”的称谓,将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跨文化经历与国际声望联系起来,成为公众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入口。以光线、色彩和书法性笔触建立抽象绘画语言的朱德群,长期被视为东西方艺术融合的代表。而在这些广为人知的历史概括之外,他究竟如何参与战后现代绘画的发展,以及中国艺术经验怎样进入其个人语言,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继2023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汇集129件油画及其他作品、文献举办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后,2026年10月19日,“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在同一座美术馆开幕,展出朱德群一生的重要作品及文献约260件,其中油画107件。两场大型回顾展相继在杭州举办,构成中国美术学院重新梳理自身现代艺术谱系的明确线索。而对于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1955年赴法并于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的朱德群而言,这次母校回顾展也提供给了人们一次重新观看、理解其完整创作历程的机会。

“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展览现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26年
展览的起点是一张尺寸很小的老照片和一幅泛黄的旧地图。一条穿越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路线,将观众的目光带回抗战时期国立艺专的西迁经历。与随后展厅中大尺幅、色彩丰沛的抽象绘画相比,两件历史材料显得格外朴素,却提示了朱德群艺术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从杭州到西南后方,从台湾到巴黎,迁徙使他先后进入不同的文化与艺术环境,也让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战后欧洲绘画与个人创作之间的联系,构成走入其作品的线索。
从具象走向抽象
如何重新理解真实


“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展览现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26年
此次回顾展由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朱德群基金会共同策划。展览以“湖山初心”“自然氤氲”“光色灵晕”“天地化醇”“世纪同行”“生命之流”六个板块,串联艺术家的创作历程、文化经验及其与同时代艺术家的交往。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展览策展人余旭红将其置于学校即将迎来建校百年的背景下,回溯蔡元培、林风眠等人自1928年创办国立艺术院以来,关于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探索。
筹备过程中,分散于不同机构与私人收藏的作品、档案得以重新聚集。朱德群之子、朱德群基金会副主席朱以峰(Yvon Chu)介绍,基金会主要配合校方的策展研究,协助寻找作品、补充文献,并回应相关问题。此次借出的作品尤其关注朱德群在巴黎早期由具象走向抽象的阶段,包括为妻子董景昭创作的肖像及随后的抽象绘画。朱以峰认为,将不同时期的作品集中呈现,能够使那些表面上变化显著的画面,显露出创作语言内部的连续性。

朱德群,《嘉陵江畔》,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51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秋景》,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54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早期接受的艺术教育,本身便处于中国现代绘画发展的重要阶段。1928年,蔡元培、林风眠等人在杭州建立国立艺术院,尝试在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朱德群入学时,学校已经形成兼习中西的教学环境。后来数次西迁、任教,以及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经历,让他亲历了中国20世纪现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1951年,他曾在台湾参加“现代独立画展”,与当地艺术家共同探索现代绘画的可能。1954年的首次个人展览,则为他翌年赴法提供了经济条件。
本次展出的《嘉陵江畔》(1951)与《秋景》(1954),就呈现出朱德群在进入抽象绘画之前对风景的不同处理方式。前者宽阔的江面、层叠的天光与岸边景物,通过色彩和笔触形成富有流动感的空间。后者则以密集的色点和垂直线条描绘树木,枝叶逐渐融入画面的整体结构。对自然的观察,已经伴随着艺术家对于色彩、节奏与空间组织方式的探索。

朱德群,《景昭肖像》,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56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第53号 红雨村,白云舍》,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60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1956年,朱德群在法国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观看尼古拉·德·斯塔埃尔(Nicolas de Staël)的回顾展。德·斯塔埃尔通过色块、笔触与颜料的物质性处理形象和空间,使他看到抽象绘画所具有的表现自由。朱以峰回忆,父亲当时已经感受到具象语言对于表达的限制,希望寻找更为宽广的绘画方式。这次观看进一步推动了他此前的思考。与此同时,朱德群仍继续创作具象作品,1957年还凭借董景昭的肖像获得法国艺术家沙龙银奖。两种创作方向曾在这一时期并行,显示出他对于既有技法的掌握及逐步拓展绘画语言的过程。
展厅中的几件作品使这一转变变得格外清晰。1956年的《景昭肖像》中,董景昭端坐于椅中,人物的衣纹、面容与周围器物经过细致描绘,织物的纹样及表面光泽显示出朱德群对欧洲具象绘画技法的熟练掌握。仅一年之后,《花之系列二》(1957)已呈现出鲜明的变化。色块相互穿插,线条游走其间,花卉形象逐渐融入色彩与笔触组成的结构。至1960年的《第53号 红雨村,白云舍》,大面积红色与浓重黑线交错,画面中的物象进一步隐退,色彩、笔势和空间关系获得了更为独立的表现力。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观看,能够发现朱德群从具象走向抽象的过程包含着复杂的探索。即使画面中的自然形象日渐隐退,他对空间深度、光线变化和真实感的兴趣依然清晰可辨。绘画的对象发生改变,艺术家也在逐步建立另一套表达经验的方式。要理解这一过程,需要回到他所处的20世纪现代艺术环境,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艺术传统究竟如何参与了他的创作。

朱德群在巴黎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始终关心绘画如何表现真实。具象绘画可以通过形象、材质和光影建立逼真的视觉经验,抽象则需要通过另一套关系,使观众感受到空间、运动、时间以及情绪的变化。假如去除所有能够辨认的物象,绘画应当怎样表现时间?这一问题将朱德群的抽象创作与现代主义绘画所面对的共同课题联系起来。摄影和电影的发展改变了图像再现现实的方式,绘画也逐步将注意力转向媒介自身的表现能力。色彩可以怎样构成空间,线条能否承载情感,画面的节奏又如何唤起时间经验,成为不同现代艺术家持续探索的问题。朱德群在巴黎面对的艺术环境,使他获得了参与相关讨论的机会,而早年接受的中国绘画教育,又为他的探索提供了不同的经验资源。
朱德群的绘画始终保留着对自然的敏感。中国山水画中的空间经营、书法笔势的运行,以及诗词对气候、光线和情绪的细腻表达,都可以成为理解其创作的线索。尤其当他的书法与绘画并置在展厅之时,进一步证明其笔触经过严格思考与控制,艺术家对于绘画准确性的追求一览无遗。这也提醒观众,画面上看似自由的挥洒,往往建立在长期的技术试验之上。
在光与线条之间
寻找现代主义的共同问题
朱德群对偶然性的态度,还值得与战后抽象绘画内部不同的创作方法展开比较。展览的“自然氤氲”“光色灵晕”等板块,集中呈现了朱德群成熟时期的绘画。沿着创作历程观看,光线逐渐成为组织画面的重要力量。1969年,朱德群在阿姆斯特丹观看纪念伦勃朗逝世300周年的展览,对绘画中的光产生了新的认识。此后,他不断探索光如何从色层内部显现,如何在深浅交错的画面中建立空间,又怎样通过不同颜色之间的关系产生运动感。

朱德群,《水天一色》,布面油画,法国当代艺术协会捐赠,敦刻尔克当代艺术与行动中心藏,1978年 ©Emmanuel Watteau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绿色动力》,三联画,布面油画,中国美术馆藏,1982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向透纳致敬》,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95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1977年4月9日》——明亮的色彩从深暗区域浮现,画面形成富有纵深的空间。1978年的《水天一色》在灰白色调之间展开细微变化,近似雾气与水汽的流动。至1982年的三联画《绿色动力》,大面积绿色与交错笔触在横向展开的画幅中形成复杂的节奏。二楼展厅中,大尺幅绘画与部分小幅作品之间的尺度变化,也使观众得以分别感受整体空间的经营和局部笔触的细节。光线在这些作品中逐渐成为组织画面结构的重要因素。
显然,朱德群作品中经常同时存在多个光源。而其画面中的明暗关系可以追溯至欧洲绘画对于光的不同理解,从伦勃朗到透纳,乃至印象派对于自然光线的研究,均能从其作品中寻得蛛丝马迹。1995年的《向透纳致敬》更直接表明了朱德群与这位英国画家之间的联系。透纳晚期绘画中逐渐消融的物象、光线与色彩形成的空间,与朱德群长期关注的自然经验存在可以深入比较的方面。两位画家的创作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绘画语言也有明显区别,却可以围绕光的物质性、风景的表现方式和视觉感知的变化展开各自的探讨。

“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展览现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26年
多元绘画传统在形式层面的联系,使朱德群的创作获得了独特的复杂性。在展览的历史文献部分,有两段朱德群回忆艺专学习经历的文字颇值得留意。他谈到潘天寿作画时对于笔触的严谨要求,强调每一笔都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应达到“一笔不可以加,一笔不可以去掉”的程度。另一段回忆涉及抗战时期绘画材料短缺的经历。朱德群记得,方幹民(中国第一代留法油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曾注意到他调色板上的颜料排列杂乱,便教导他将颜色按照由淡到深、由热到冷的顺序安排,以减少相邻颜料混合后产生的混浊。艺术家表示,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创作。
这些细节让杭州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朱德群成熟绘画之间,建立起了更加具体的联系。对于笔触的审慎态度、对色彩秩序的重视,以及中国书画训练所赋予的线条意识,都可能在日后的油画实践中得到延续。朱以峰回忆,父亲有着近乎研究者般的工作习惯,通常在早饭后进入工作室,午后继续绘画,待傍晚自然光不足时,便转而从事书法或水墨创作。艺术家长期投入于技术试验,对画面的控制和对材料的理解,都来自数十年的持续工作。在画面看似自由的笔触背后,蕴含着严密的判断与安排。

朱德群,《日内瓦归来》,双联画,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85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朱德群,《霜(一)》,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86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自然经验同样参与了绘画语言的形成。朱以峰表示,1985年父亲在日内瓦亲历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后来雪景创作的重要契机。而他的雪景系列之所以能够使人感受到雪、霜、雾以及空气状态之间细微的差别,或许正源于抽象绘画中的真实感,与身体对于自然的记忆相连,画面不仅保留了对具体经验的感知,又赋予这些经验以新的视觉形态。
从亚洲现代艺术到世界现代主义
谁在重新书写朱德群的艺术史


“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展览现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26年
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朱以峰透露,朱德群基金会保存的大量档案仍有待深入研究,此次借展的部分往来书信,约在一年前才开始较为系统的整理与翻译。相关材料涉及朱德群与同时代中国艺术家的交往,也为重新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文献依据。例如,朱德群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吴冠中主要通过书信维系联系,而与同在巴黎的赵无极则有更多日常往来。朱以峰回忆,两人后来进入法兰西学院体系后,还会在星期三见面交谈。对于外界习惯并列讨论的几位画家,这些具体的通信与生活记录,使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延续数十年的友谊获得了更加细致的历史内容。
档案能够保存至今,与董景昭长期承担的工作密切相关。朱以峰称,母亲在照顾家庭、安排展览及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细致保存了大量文件、照片与通信。如今,基金会能够借助相关材料追溯作品的流传及展览记录,也得益于她多年的积累。此次回顾展开幕之际,朱德群基金会向中国美术学院捐赠了57件作品,以及一件艺术家收藏的法国雕塑家阿尔贝·费侯(Albert Féraud)的作品。随着作品进入公共收藏、书信与档案逐步开放研究,朱德群的艺术史也获得了重新检视的条件。
朱德群在不同地区获得的艺术声誉有着各自的发展过程。1955年赴法之后,他逐渐进入巴黎现代艺术界,通过展览与画廊体系获得国际关注。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标志着其艺术成就在法国文化体制中获得高度认可。与此同时,朱德群的作品也经由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中国内地的画廊、收藏和公共展览逐步扩大影响。其创作经常被归入巴黎画派、华人艺术或亚洲现代艺术等不同范畴,这些分类反映了艺术家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影响了作品被展示、理解和评价的方式。

朱德群,《盛世雪》,三联画,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86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佳士得亚太区副主席张丁元(Eric Chang)自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中国台湾接触朱德群的作品。他回忆,当时许多亚洲藏家缺乏系统观看抽象绘画的经验,往往试图在色块和线条之间辨认人物、动物或风景,以熟悉的物象寻找理解画面的入口。他自己也曾尝试临摹抽象绘画,才逐渐意识到其中对于空间、色彩和线条的处理远比表面所见复杂。随着公共展览、艺术教育和收藏经验的积累,观众对于抽象绘画的判断也在发生变化。朱德群的接受史,由此与现代艺术在亚洲的传播及观看方式的转变联系起来。
艺术市场的发展记录了这一过程的部分变化。2009年11月,朱德群的双联画《雪霏霏》(Vertige neigeux)在佳士得香港以4546万港元成交,刷新艺术家的拍卖纪录。2016年11月,同一件作品再次上拍,以9182万港元成交。2021年,《盛世雪》(Harmonie hivernale)在香港苏富比以约2.30亿港元成交,再次刷新其个人纪录。相关价格变化发生在亚洲现代艺术市场持续扩张的背景下,也反映了重要作品在不同时期获得的收藏认可。
张丁元对《雪霏霏》的市场经历尤其印象深刻。在他的记忆中,作品特殊的全景式画幅,为当时习惯观看相对标准尺寸油画的亚洲藏家带来了强烈的视觉感受。横向展开的空间中,黑白色调之间的丰富层次、笔触形成的运动,以及画面所具有的整体气势,使人们重新认识朱德群大型抽象绘画的表现能力。这样的观看经验,也说明收藏者对艺术家作品的评价,往往随着重要作品的出现而不断调整。拍卖纪录能够反映市场的认可程度,而《雪霏霏》所引发的讨论,还涉及抽象绘画如何通过尺度、色彩及空间关系作用于观看者。

朱德群,《东西之间》,布面油画,朱德群基金会捐赠,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1998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长期以来,朱德群与赵无极在亚洲艺术市场中经常被置于相近的类别,两位艺术家的价格也成为反复比较的对象。近年来,随着国际拍卖行逐渐调整原先依照地域和历史时期划分的部门设置,相关作品开始进入更加综合的20及21世纪艺术框架。以佳士得为例,其业务分类经历了从中国现代与当代艺术、亚洲艺术向全球20及21世纪艺术体系的调整。作品的展示与比较由此获得更宽广的范围,朱德群也有机会与同时代欧洲、美国的抽象画家进入共同的讨论。市场分类的变化提供了观察艺术接受史的线索,而对艺术家历史位置的判断,还需要回到具体创作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
从这一角度重新考察朱德群与赵无极的关系,能够发现两位艺术家在相近教育背景与巴黎艺术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绘画选择。赵无极的部分成熟作品通过色彩与笔触的聚散建立画面重心,朱德群则经常在同一画面中经营多个光源,使书法性的线条与不同色层相互联系。两人的绘画都涉及自然经验、空间深度与抽象语言之间的关系,具体处理方式却各有特点。结合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有助于将长期以来围绕他们的文化身份与市场地位展开的讨论,推进到绘画形式及创作观念的层面。

朱德群,《晕染的边缘》,布面油画,私人收藏,1988—1989年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2026
类似的比较也可以扩展至世界现代主义的其他路径。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以大面积色域及边缘过渡建立富有深度的观看空间,朱德群则常在局部色层的渗透、短促笔触与明暗变化之间,形成复杂的空间关系。两位艺术家对于色彩的使用、画面结构及观众观看方式的处理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所关注的色彩与空间问题具有可比性。这种比较能够帮助研究者辨认朱德群与欧美现代绘画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凸显其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相关关系仍需结合具体作品及文献展开研究,才能避免仅凭形式相似作出影响关系的判断。
对于朱德群基金会而言,未来的研究工作同样涉及艺术家应当被置于怎样的历史脉络。朱以峰谈到,基金会倾向于与具有现代艺术及战后艺术研究积累的公共机构合作,使父亲的作品进入相应的艺术史讨论。他希望借助学院的力量进一步研究朱德群的书法,通过对字形、笔势及整体构图的分析,理解其与油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整理的往来通信、展览记录及其他档案,则有可能为艺术家的跨文化经历与创作发展提供新的证据。随着研究材料不断丰富,过去主要依据风格、地域或文化身份建立的艺术史叙述,也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订。

朱德群在工作室 © 吴钢摄影 WU Gang
中国美术学院相继举办赵无极与朱德群的大型回顾展,正可以放在这样的研究进程中理解。两位艺术家早年接受的现代艺术教育,及其后来在巴黎形成的不同创作道路,构成了20世纪华人艺术参与国际现代主义的重要经验。此次朱德群回顾展汇集的早期绘画、成熟作品、书法及历史文献,使其创作历程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呈现,也为此前较少受到关注的阶段和问题提供了研究依据。其作品保存了20世纪艺术家面对现代绘画问题时的思考,也使后来的观看者得以继续追问绘画自身的可能性。重新观看朱德群的意义,或者正在于理解现代主义曾经打开了怎样的创作空间,而这些探索又如何在不同文化与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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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光辉万象——朱德群艺术回顾展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
展至2027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