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县城，2024年。摄影/老妖精ensemble

撰文 刘林
编辑 姚佳南

浙江丽水庆元，在整个江浙沪地区被认为是最难抵达的区域之一。驾车从杭州出发，至少需要五个小时方可到达这个地处浙江西南边陲的小城。在庆元全境，海拔超1500米以上的高峰多达23座，其地势在以低山丘陵为主的江浙沪地区可谓险峻。若是搭乘高铁，进入庆元县境后，你的耳膜会因频繁进出密集且连绵的隧道群而反复受到冲击，车窗外的景色也逐渐为之一变——我更愿意选择在一个湿润的季节里前往庆元，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县城完全被岚雾笼罩的景观：清晨，水汽沿着山谷向上爬升，迅速变为云海，随后停留在县城的盆地之中，至中午逐渐散去，到下午太阳西落，水汽重新开始积蓄力量，重复前一天的过程。
庆元县的香菇产业正得益于此种潮湿气候的自然馈赠，它也还之以庆元县城时常会出现，飘荡在空中、混合着草本香气的清甜味道。庆元这般迎接外来者的方式，暗藏着一层被对象化的风险，进而忽略与庆元相似的近1300个中国县城的紧急现实：全国近7亿人生活在县域（包括县城、乡镇与农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中仅居住在县城城区的人口就有2.5亿。这意味着，县城不是一个与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无关的他者，不是一种“非城市”，而是中国各种紧迫现实中的主角之一。2023年，在这个常被傲慢对待的县城现实中，泥鳅美术馆从淤积的泥地中蹿腾出来，逐渐演化出一套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极为特殊的实践方法。

泥鳅美术馆冬，浙江省庆元县，2024年，摄影/胡丁予

县城里有座美术馆

在诸多紧急的县城现实中，艺术实在排不上号。县城居民的真实需求，不在松源溪畔的廊桥上，也不在西洋殿（菇神庙）的香火里，而在于如何在日益紧迫的现实压力中调配自己的生命，在看似难以调和的县城语境中安顿身心——它们被细化为无数困扰中国人一生的，关于个人工作、婚嫁、医疗、教育的“要命”问题。尽管如此，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依然应该是小镇老中青年们的权利，平等地出现在上述紧张现实中。
泥鳅美术馆馆长胡丁予认为，庆元县城未必需要一座美术馆，但如果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展开当代艺术工作的场所，那么它应该是美术馆。尽管在建馆伊始，泥鳅美术馆并不具备大城市中私人美术馆的机构配置，但“美术馆”表达了一种持续工作的承诺，也意味着将艺术判断的权力与立场安置到县城之中。谈及泥鳅美术馆的机构愿景，胡丁予说：“泥鳅期待一个县城主体的、尊重、包容而开放的共同时间，和更有社会能量的、当下的艺术生产。”在她看来，泥鳅美术馆的工作需要同时面对艺术自身的问题与县城的社会处境，“做着做着，越来越发现，保护从小城镇、从普通人出发的艺术，和保护好的手艺、艺术上的技术是同一件事”。

“石冰个展：庆元战车”，泥鳅美术馆，2023年10月2日—12月15日。展览海报，设计/宋雨琦

“老妖精ensemble个展：美丽坏宝贝！”，泥鳅美术馆，2024年1月28日—2024年3月28日。“哈喽！庆元！”，事件策划，庆元县城，2024年1月16日。摄影/老妖精ensemble

2023年10月，泥鳅美术馆开馆首展为艺术家石冰个展“庆元战车”。艺术家驻地深入县城劳动现场，与本地工人协同创作，以县城普通劳动者视角叩问小城镇生产与空间之间关系。2024年，老妖精ensemble的“美丽坏宝贝！”则在馆内搭建剧场情境，以此将小组与县城的遭遇转化为充满地方生命活力的视觉表征——一条充斥着各类女性消费场景、可以一逛的“女人（坏宝贝）街”。2025年新春，泥鳅美术馆推出艺术家贺勋个展“家书 Dear All”，将其视为写给庆元的家信，围绕故乡、情感与地方记忆展开叙事。艺术家何迟个展“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以“在地批判”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县城当代艺术叙事。随后，艺术家李明、朱昶全与庆元本地高中生的合作艺术教育项目“开到O，将艺术家组合在中国美术学院自由艺术工作室大二年级的动画课程与庆元县城三所高中的教学场景相结合，最终完成了一场难以定义的艺术教育、创作大集合。

“贺勋个展：家书 Dear All”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5年1月6日—2025年4月6日。摄影/唐经志

“开到O”，泥鳅美术馆，2024年7月20日—2024年11月20日。展览现场，摄影/李明

李明的个展项目“汉塞尔经过”早在泥鳅美术馆开馆之初即已定档，它调配了艺术家“烟士披里纯”系列的录像时间，与从县城出发的观众的公共时间。胡丁予认为， “就影像媒介和李明个人的创作而言，这是一个节点性质的展览。以技术的卷积和根本性命题的松动来看，二者的轮廓正处在那个（很可能剧烈）变形的时刻。””展览配套“汉塞尔桥”公共项目，将青瓷碎片藏于庆元六座廊桥，“引诱”观众前往寻宝。艺术家里林的“礼物”作为同期项目，收集普通人的馈赠、遗物与随身小物，将“微小的人情交付”当作作品本身。两个项目一虚一实，共同构成泥鳅美术馆与地方观众交换生命体验的方式。2025年末至2026年春，泥鳅美术馆与黄小鹏艺术与教育研究会共同举办黄小鹏艺术教育系列展览的第三回项目，探讨天真、日常情绪与艺术教育，将广州、北京和杭州三个地区艺术院校的实验艺术教学串接为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实验艺术图景——展览结束后，黄小鹏生前的5157册藏书也进驻泥鳅美术馆，向观众开放在馆阅览。

“李明个展：汉塞尔经过”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5年10月8日—2025年12月17日。摄影/李小龙

“笑：黄小鹏艺术与教育研究会第三届展览”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5年12月27日—2026年5月29日。摄影/张文心

“厂妹”与“美丽坏宝贝”

正在泥鳅美术馆呈现的项目是艺术家郑确的个展“厂妹”（该项目由聂小依策展，德英基金会支持）。延续泥鳅美术馆一贯“艺术家与县城交手”的工作方式，“厂妹”将目光投向山区县城里的女工群体，艺术家将自己“扔”进其尝试贴近对象的真实生活中（作为其“劳改三部曲”系列创作的第二个篇章节），连续两年在金华市磐安县（在庆元县东北方向约200公里处）的一家生产圣诞服装与工艺品的工厂中工作数月，与工友、姐妹们一同工作、生活，共享一种真实生活的生命经验。展厅现场展示了艺术家与女工们的工作片段、私人记忆、日常物件、口述片段以及上述生命碎片的集合，将工厂流水线、宿舍、通勤路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经验转化为可供县城观众流连与共情的生活的、艺术的场景。同时，从当代艺术的内部视角来看，展览讨论了艺术工作与一般劳作之间的界限，以及在艺术工作的现实在今天已然发生剧烈变动的语境中，中国艺术家还能以何种方式与西方艺术体制之间形成对话——在这个项目中体现为以出口至西方的圣诞商品替代艺术作品的方式。

“郑确个展：厂妹”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6年8月22日—2027年1月17日。摄影/罗舜琦、韩倩、曹丹阳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厂妹”在内的数次展览中所隐藏的泥鳅美术馆关于女性身体话题的线索。在老妖精ensemble的“美丽坏宝贝！”中，胡丁予发现了一则来自高中女生的留言，“我也想去上海，或是北京，那（哪）里都行。但是真可惜，我是庆元的女孩，千千万万的我，或是说我们，走不出大山，也没看过这些东西。谢谢你们愿意来这里告诉我。外面真的很美好，看过就够了。”对县城普通观众来说，老妖精ensemble以一种非常自我的、自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表达，触动了县城女孩的生命经验。而在郑确的项目中，女性身体发生了某种气质变换。胡丁予认为郑确的身体语言有“一些北方街溜子式的、浑不吝的气质”，但同时，她又混合了知识分子的严肃和审慎，使用“劳改”这一与中国现代历史上令人生畏的、影响一代人命运的社会体制紧密相关的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艺术家的系列创作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异）构关系。但无论如何，“厂妹”还是向县城的观众呈现了一种或许是更少被鼓励的、一位女性如何使用她的身体，如何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方式。

“老妖精ensemble个展：美丽坏宝贝！”留言墙，泥鳅美术馆，2024年1月28日—2024年3月28日。摄影：胡丁予

一个“很多震动正在发生的地方”

“何迟个展：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4年4月20日—2024年6月30日。摄影/何迟

“只从小城镇的角度来说，它不必要与艺术世界发生怎样的联系。”胡丁予提到，开馆之初的两场展览（“庆元战车”和“美丽坏宝贝！”）几乎没有邀请外地观众，特别是外地艺术观众。实际上，外界对于泥鳅美术馆的观察也有疑虑：这个地方是否要以长期的、机构化的方式运营下去？直到何迟的展览“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艺术世界中常见的开幕活动终于出现，但这一部分本身就是艺术家作品观念中的重要组成——在何迟的展览中，县城的“紧张”情势来自一种令人诧异的冲突，即：在一个全无当代艺术观看基础的小县城出现了一场以观念艺术为主要形式的艺术项目。但是稍微细想，在这个时代似乎已不容于城市中的白盒子空间的观念性创作，迂回至尚未体制化、机构化前途未明的地方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李明个展：汉塞尔经过”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5年10月8日—2025年12月17日。摄影/李小龙

谈及“在地”问题时，胡丁予表示，“事实上，我不能理解’在地’。以何迟的展览为例，他没有从经典意义上的庆元当地出发，但是他回应了美术馆在庆元县的状态，把到庆元县看展览创造成一种情境，‘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小城镇的生命情感、对生活和艺术的爱与感叹在其中交织。现在再回想，也就是不将庆元县视作一个静态的地方，它与大城市和其他‘地方’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人们的生命在它们之间流动，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很可能在增加的失落、紧张……艺术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何迟来自甘肃通渭，李明来自湖南沅江，老妖精方胆疼来自慈溪观海卫，贺勋江西萍乡，小城镇的生命基因是艺术家真实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进各自艺术的语法与编码，也由此再一次进入现实。那么当你回到一个哪里都不是的小城镇做艺术，你不需要刻意强调庆元的廊桥和香菇，这是假的。不只对艺术家来说是假的，对于庆元县的人来说也是假的。很少人的生活中最紧张的东西是廊桥和香菇。真正的生命经验就在我们之中，如果你诚实地去面对它，那些几乎要说出口，却没有形成语言的，相遇才发现是迫切的，那样的生命情感会使个人与公共相连——哪怕这种联系并不都是很美妙的。”
胡丁予引用马丁· 布伯（Martin Buber）的《我和你》，布伯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组关系词，一组叫“我和你”，一组叫“我和它”，“艺术家到达一个所谓‘地方’，那并不是在‘我’之外的，一个可以识别并处理的课题，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平等的注视与进入。基于这种平等，泥鳅把县城视作工作的结构，它是“很多震动正在发生的地方”。比起‘在地’，我想更准确的是‘在时间’，也就是人们对于变化的把握和调制。”

如泥鳅般，在逼仄中维系生命

“贺勋个展：家书 Dear All”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5年1月6日—2025年4月6日。摄影/唐经志

为什么说县城是紧急的？对于小城镇的普通人来说，经年累积于心的生命情感无法得到及时处理，现实的急剧变化一再将个体的经验淹没，或叠加以压力。庆元县只是众多县城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紧急的现实中，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经验，都需要去做表达与疏解，就像不断在淤泥中倒腾的泥鳅那样，在逼仄的时空中获得维系生命的能量。在紧张之外，县城有其自身喜乐：最早，人们将泥鳅美术馆所在地作为婚纱照取景地，2024年，庆元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现在每月平均会有1-2场婚礼会在美术馆户外草坪上举行。规模浩大的廊桥菇乡跑山赛将赛事终点放在了泥鳅美术馆，以至赛事期间美术馆内外人满为患，异常热闹。胡丁予说，“小县城其实没有那么多可去的地方，人们来这里经常是，晒晒太阳，遛遛狗，顺便看展览。专门来看展览的观众并不多，但很多观众不经意地看过我们的每一个展览，觉得好看的拍个照，有时在视频前跳舞，看到不喜欢的作品就骂几句。”2024年，泥鳅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参与“全球巴勒斯坦电影日”的美术馆，使用与民政局合作的大型LED屏放映巴勒斯坦电影，伴随着艺术电影常见的缓慢节奏，观众的注意力逐渐涣散，直至映后吃西瓜环节才被重新唤起……

“郑确个展：厂妹”展览现场，泥鳅美术馆，2026年8月22日—2027年1月17日。摄影/罗舜琦、韩倩、曹丹阳.

2025年，胡丁予开启了她在东北中等城市阜新与浙江之间两地穿梭的生活，在北方继续发现、创造（及怀疑）与县城、艺术、自我有关的时间。纵观泥鳅美术馆的历次展览，我们很容易在其中看到杭州当代艺术系统对前者的影响，以及杭州当代艺术群体在其中的参与度。但或许正是这种紧密关系，有可能滋生一种风险，一种远程城市化（以至于不再是县城的）的风险。应对这一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让身体游动至别处，让县城与大城市（及其中的当代艺术）之间保持割裂，但又平等地相会于生命经验的流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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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郑确个展：厂妹
泥鳅美术馆，庆元
展至202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