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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艺术祭2025:在“灰烬与蔷薇之间”打开通往世界的“任意门”

Nov 03, 2025   艺术新闻中文版

撰文 王崇桥
编辑 杨诗月 姚佳南

创办于2010年的爱知三年展,自2022年起正式更名为“国际艺术祭‘爱知’”,并于今年迎来了第五届。本届艺术祭首次由非日本籍艺术总监——沙迦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沙迦双年展的策展人与2026年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胡尔·阿尔·卡西米(Hoor Al Qasimi)策划。主题“灰烬与蔷薇之间的时光”(A Time Between Ashes and Roses)取自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的诗句:
枯萎之树如何再度盛放?
How can withered trees blossom?
在灰烬与蔷薇之间,新的时光即将到来
A time between ashes and roses is coming
当一切都将消逝
When everything shall be extinguished
当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When everything shall begin again.
诗中“灰烬”象征毁灭、终结与战火,而“蔷薇”则代表重生、希望与美的再临。两者之间的“时间”正是人类在破坏与复苏、绝望与希望之间所处的当下。这一诗意的张力,也成为整届艺术祭的精神支点。
在开幕声明中,阿尔·卡西米进一步阐释道:“当我开始筹备‘爱知2025’时,从未想过我们会在手机上亲眼目睹一场种族灭绝的现场直播。我回想起‘灰烬与蔷薇之间’这一标题,它最初回应的是1967年战争后的绝望,如今则提醒我们持续的暴力已无法再被忽视。展览呈现了这些议题——人类对地球和生命的破坏——同时也提醒我们与地球的联结。通过揭示这些问题,我们或许能在彼此间找到共鸣与力量,让更多的声音被听见。这届三年展提醒我们: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任何人尚未获得自由时,我们都不可能真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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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岚大介,2025年爱知三年展主视觉,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爱知国际艺术祭 © 五十嵐大介

今年的艺术祭共汇聚了61组艺术家,其中26组来自日本,其余多来自中东、非洲、中南美等“全球南方”地区。在主会场爱知艺术文化中心,展览以印尼艺术家Mulyana的装置作品《湍流与盛放之间》(2019–)开场,以海洋生物共栖的绮丽景象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关于生态循环与生命韧性的视觉旅程。作品以钩针编织技法重构出艺术家记忆中理想化的海洋场景:展厅入口处,色彩斑斓的毛线珊瑚与鱼群铺满整个空间,构筑出一个充满童话般光泽的水下世界;而在下一个展厅中,观众则面对被全球变暖“漂白”的珊瑚与静卧的鲸骨——生与死、盛放与凋零在此相互交织。Mulyana以柔软的纤维材料捕捉海洋的呼吸,寓示着自然界在脆弱与顽强之间循环往复的生命力。
从这一片象征“共生”的海底花园出发,展览将视野进一步拓展至中东世界的地缘政治与文化语境。阿尔·卡西米本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她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战争记忆、社会断裂与生态危机引入爱知的展场,使这座日本地方城市成为一次跨地域、跨文明的对话现场——既并置,也互为镜像。这些作品并非突兀的异国介入,而是与爱知本身的历史、工业与环境问题形成共振,揭示出“灰烬与蔷薇之间”所指向的普遍人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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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yana,《湍流与盛放之间》,2019年至今,在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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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yana,《湍流与盛放之间》,2019年至今,在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

 

与“他者生命”同在

 

本届艺术祭的主题虽起点于中东地区的战争背景,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域的语境。策展统筹饭田志保子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解释道:“当我们思考战争、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时,就会发现这同样与日本息息相关。日本不仅有战争的历史记忆,还几乎每天都在面对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威胁——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本身就是我们日常的处境。”
这一观点在多位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多层次的回应:从自然史的再现到战时记忆的追溯,从地方文化到海洋叙事,艺术家们以不同媒介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在爱知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杉本博司的“立体模型”系列,正是他艺术生涯的开端之作。1975年,杉本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展厅内的动物标本立体模型——那些被精确复原的生态场景中,生与死、真实与虚构同时存在。此后,他持续四十余年拍摄全球各地博物馆的立体模型,用长时间曝光的方式捕捉那些被凝固的“生命瞬间”。这些作品不仅是对摄影与造景之间关系的探究,也隐喻着人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对自然的捕获与消逝。对杉本而言,摄影这一“shoot”——既意为“拍摄”也意为“击杀”的行为——蕴含着一种对逝去生命的凝视与祈念。
在同一展厅中,艺术家太田三郎、宫本三郎与水谷清的绘画作品被重新呈现,唤起人们对战时人与动物共生史的记忆。作品的原型来自于二战期间名古屋东山动物园的“猛兽画廊壁画”。1944年,为防止空袭中动物逃出伤人,园内猛兽被迫“预防性杀害”,昔日的生机只得以壁画的形式留存。太田以北极与南极为主题,描绘寒带的荒凉与纯净;宫本以其従军画家经历绘出非洲草原上人与兽的共存与冲突;水谷则以南方热带丛林展现生机的喧腾。如今重新展出的这组壁画,不仅是一段被遗忘的地方史的见证,也是一种关于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如何理解“他者生命”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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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博司,《Polar Bear》,1976年 © Hiroshi Sug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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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左:杉本博司,《California Condor》,1994年;中:宫本三郎,《东山动物园猛兽画廊壁画 No.3(非洲)》,1948年(名古屋市美术馆藏);右:杉本博司,《Ostrich – Wart Hog》,1980年,摄影/ ToLoLo Studio

在此次展览的叙事中,海洋成为连接不同地域、生态与政治想象的重要场域。日本艺术家Koretsune Sakura的装置作品《盛放之后:唤醒我们脚下的鲸》(2021/2025),回溯了爱知县美岛半岛的捕鲸传统。作品以刺绣描绘一头巨鲸的轮廓,并陈列多件陶瓷装置,象征当地人与鲸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既依存、又伤害。鲸的形象在展场中宛如沉睡的大地之灵,提醒观众倾听脚下被遗忘的自然之声。
与之相邻的展厅中,英国艺术家约翰·亚康法(John Akomfrah)的三联屏影像装置《眩晕之海》(2015)则从全球视角延展了海洋的隐喻:纽芬兰的捕鲸、北极的猎杀、偷渡者的海难与大西洋奴隶船的航程并置呈现,构成一部横跨生态、殖民与流亡的影像史诗。在这组作品的呼应中,“海洋”不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空间,而成为记忆、暴力与迁徙的共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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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康法,《眩晕之海》,2015年,图片致谢Smoking Dogs Films与里森画廊 © Smoking Dogs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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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tsune Sakura,《盛放之后:唤醒我们脚下的鲸》,2021年,图片致谢Sendai Mediatheque,摄影/ KOIWA Tsutomu

共栖之海中,相距遥远的版块之间的地缘政治境况与历史记忆得以共振。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艺术家赫拉伊尔·萨基相(Hrair Sarkissian)在新作《被窃取的过去》(2025)中,重建了叙利亚北部拉卡市博物馆在“伊斯兰国”(ISIS)占领期间(2013–2017)遭到毁坏与掠夺的藏品。展出的48件“石雕”复原文物让观众直面文化遗产在战争阴影下的脆弱命运。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艺术家巴西姆·阿尔·沙克尔(Bassim Al Shaker)则在《天空革命》(Sky Revolution,2023)中描绘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轰炸后的现场。悬挂在天花板的巨大画布既让人联想到教堂穹顶的壁画,又象征着空袭时压顶般的天空。画面中飞溅的明亮色彩既似爆炸的碎片,也如逆境中绽放的花朵,充满生命的张力。
在分会场濑户市尾张濑户车站附近的一家商店中,有着伊拉克犹太血统的美国艺术家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展出了其长期项目“亚述帝国宫殿浮雕复原计划”的7件作品。尼姆鲁德古亚述帝国宫殿在2015年伊拉克战乱期间被ISIS摧毁。拉科维茨以实物尺寸复刻了被毁的浮雕,使用中东食品包装、阿拉伯语旧报纸和侨民社区出版物等材料——这些廉价、日常的物件构成了对被掠夺文物的现代“替身”,揭示出历史与记忆的脆弱、权力与叙事的重构,也让遥远的中东悲剧在日本地方城市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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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ir Sarkissian,《被窃取的过去》,2025年,在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摄影/ ToLoLo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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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姆·阿尔·沙克尔,《天空革命》(Sky Revolution,2023年)在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摄影/ ToLoLo Studio

 

在“烧物之乡”连接深度时间

 

在主会场之外,本届三年展的展场还延伸至爱知县濑户市。这座以“烧物(陶瓷器)之乡”闻名的城市,因丰富的陶土资源而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制陶传统。制陶产业为当地带来了繁荣,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痕迹。“关键不只是把海外的想法或项目‘空降’到爱知,而是要思考如何将它们放进名古屋、濑户、爱知这样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解读和呈现。”策展统筹饭田强调。“因此,我们希望观众能走出美术馆,走进像濑户这样的地方。那里的陶瓷产业、泥土与黏土资源,追溯到一亿两千万年前的地质与植被条件。这些自然与历史背景塑造了爱知独特的文化与产业,也为艺术家提供了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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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奇·穆图,《沉睡的巨蟒》,2014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Victoria Miro London

在位于濑户的爱知县陶瓷美术馆入口处,蜷卧着肯尼亚艺术家旺奇·穆图(Wangechi Mutu)的雕塑《沉睡的巨蟒》(2014/2025)。长达9.5米的蛇身中央隆起的巨大弧度,既象征孕育生命的腹部,又暗示饱食后的臃肿状态,隐喻过度消费、繁衍欲望以及黑人女性身体被物化的处境。她的三屏全景动画《负重前行》(2015)中,巨物轰然坠落悬崖的场景,预示着人类无节制消费所催生的、难以避免的反乌托邦式未来。
日本艺术家西条茜带来的一系列内部中空的陶瓷作品,与人体的管状器官相呼应。展览期间,表演者会反复移动这些陶瓷器皿。这一过程既追溯了“濑户烧”背后协作精神与日复一日的劳动循环,也成为一种在无尽劳作中短暂停驻、调整呼吸的仪式。陶瓷在织毯上拖曳留下的痕迹,则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濑户地区劳动与自然紧密交织的悠久记忆。
在濑户市区的一座废弃澡堂里,艺术家佐佐木类展出了一系列封存当地植物的玻璃作品。这些植物有的早在窑业兴起之前便已存在,有的则曾因烧窑需求而被大规模砍伐。作品所用玻璃来自当地玻璃厂的库存废料,以及即将拆除的古民宅中的雨窗和橱柜,赋予了废弃材料新的生命。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破坏自然,如今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在同一个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完全共存’也许很难,但至少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方式。”饭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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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茜,《果树园》,2022年,图片致谢ARTCOURT画廊,摄影/ Takeru Kor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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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类,《Subtle Intimacy (2012-2022)》,2022年,摄影/ Yasushi Ichikawa

当被问及艺术祭如何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与战争等挑战时,她回答道:“艺术的作用并不是立刻带来显而易见的改变。通过展览、表演艺术、讲座或工作坊,观众不会在第二天就看到具体成果。艺术没有‘速效’,而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积累,才能逐渐渗透人的心灵。尤其在探讨环境问题时,时间的尺度更为宏大。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接触到的知识,将视野拉回到一亿两千万年前,那已超越人类历史,进入地质学的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地球修复,或许要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未来才会实现。”
她补充道:“换句话说,艺术祭希望观众去思考人与环境、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必须放在百年甚至千年的跨度上。也许在明天、一年后甚至十年后看不到明显变化,但如果观众能意识到——今天的某个选择可能在一百年后产生影响,这就是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希望人们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希望’,即人与环境以及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在未来依然可能发生改变。”

“不断打开的门”:
更迭中的爱知艺术祭

 

由于艺术总监的更迭,每一届“爱知”都会呈现全新的主题与内容。饭田称,虽然运作机制与部分团队成员会延续下来,但在作品、表演、公共项目和讲座的层面上,始终坚持不断创新。经过前五届、十五年的积累,艺术祭与观众、当地志愿者一同成长。如今的观众构成日益多样,既有爱知本地居民,也有来自日本其他地区乃至海外的参与者。他们与艺术节共同塑造着这场文化盛事:新的观众不断加入,老观众则在一次次参与中与艺术节共同进化。
“爱知并不是东京、京都或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但我们希望观众能在这里感受到:即便是地方城市,也同样能够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饭田继续说。她将这扇门比喻为“任意门”——每隔三年,艺术祭就会开启一次,使爱知与遥远的城市和人们建立起直接的连结。它所追求的并非“前所未有”的猎奇,而是通过三年一度的循环,持续不断地打开这扇门,带来一次次新的相遇与惊喜。“这种‘重复中的新鲜’,正是我希望观众在‘爱知2025’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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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CHI 学习中心(Learning Center HETACHI),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展览现场,摄影/ ToLoLo Studio

在她看来,艺术节不仅改变了外界对爱知的认识,也让主办方自身得以重新学习。“爱知县范围很大,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通过艺术祭,我们自己也在反思:居住的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与自然条件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尤其是濑户,在这一点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被问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届艺术祭的看点时,饭田给出了她的回答:“当下的世界并不温和,反而充满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多样性’的价值,而不轻易放弃。‘灰烬与蔷薇之间’象征着毁灭与再生的循环。我们希望这种不断的破坏能够停下来,转向新的希望。而实现这一点,依赖于人类如何在差异中找到共存之道。如何不让多样性被剥夺、如何守护它,这正是我希望观众能在本届艺术祭中一同思考的核心。”


正在展出
2025年爱知国际艺术祭
爱知艺术文化中心/爱知县陶瓷美术馆/濑户市各地
展至2025年11月30日

雾气将至,鬼魂出没:多洛塔与埃格勒的分身与“复魅”术

(上)“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下)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1》影像静帧,2025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采访 撰文 姚佳南
编辑 叶滢
在超现实主义小说《娜嘉》(Nadja)的开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借用了一句谚语来回答“我是谁?”这一自问:“Dis-moi qui tu hantes, je te dirai qui tu es(视其友,知其人)。”在法语中,“hanter”一词既包含“经常交往”的含义,也包含“鬼魂出没”的含义,因此,布勒东写道,“它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扮演一个幽灵的角色。”[1]
在艺术家组合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Dorota Gawęda and Eglė Kulbokaitė,下文简称“多洛塔与埃格勒”)的影像作品《唾影重身1》(Spit and Image 1,2025)中,表演者坐于多重反射镜前,伴随着面部的抽动与难以捉摸的诡异微笑,“嚅嚅”着这一句话——观众无法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只能凭借字幕来得到“提示”。而这一场景也一再暗示着观众影像里呈现的那个“幽灵”,那个在斯拉夫民间传说里拥有两颗心、两个灵魂的“乌皮尔”(upiór),“它”在表演者的椅下出现,成为她通过镜像或通灵术召唤而来的、无限增殖的分身之一——所以,到底是乌皮尔在“说话”,还是“我”?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 1》,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
布勒东文字里的双关含义,指向多洛塔与埃格勒这一双人艺术组合所探讨的双重性与模糊性(doubleness and blurring)的概念,并在此次她们于北京MACA艺术中心(下文简称“MACA”)所呈现的个展“唾影重身”中延展为对自我身份、边界、系统与确定性的发问。通过可见的图像和影像装置,以及不可见的气味,多洛塔与埃格勒将MACA的两层空间化为了一个不断溶解和流动的空间,并将观众的感知席卷其中,直面 “一个知识不断流变、虚实边界日益消弭、身份在网络中碎裂并倍增的世界”[2]。面对这一已被艺术所反复咀嚼讨论的当代状况,多洛塔与埃格勒的创作仍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于她们如何理解和利用“恐怖”:正如她们所说,“恐怖始于边界渗漏之处,始于看似稳固之物开始溶解之时”[3],过去的民间传说和通灵术,以及当下的阴谋论和数字技术均在制造或显化某种不可知之物,也均在试图搭建某种屏障的同时,引发人们穿越阳界/阴界、数字交互界面/黑箱内部的渴望。展厅中无法辨认图像的迷宫、冰冷的“监控”、畸形的面孔、没有“正面”的人、“雾气将至”的警示,创造出了使人战栗的骇怖氛围,从而令人反思人类置身当今世界的复杂深渊时,所遭受的制度麻木与身心异化。
(上)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围场(春之双重梦境)(I-XXVIII)》,2025年;(下)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丰产(孪生)》,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
在MACA一楼空间,《围场(春之双重梦境)(I- XXVII)》[Enclosure (The Double Dream of Spring)(I- XXVII),2025](下文简称《围场》)与《丰产(孪生)》[Yield (twinning),2025] 制造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围场》的半透明欧根纱上的图像来自艺术家向AI投喂的复杂信息——研究图像、个人档案、不具名的基础设施构造,观众无法从中辨认出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陌生感如今我们已然熟稔,它们是由AI系统吸收数据所分娩而出的缝合怪,是无法再度拼接的残肢,它们令人感到一切“仍在涌动和生成之中”从而无法控制。而《丰产(孪生)》则显示出一种虚伪而残忍的亲近:花朵造型的塑料化妆镜被转化为不锈钢雕塑,散落于迷宫内外,时而在人们头顶出现,如同监控。当观众迷失在《围场》的图像迷宫之时,偶尔能从《丰产(孪生)》中看见自己的样子。的确,相比于被数字图像所淹没,透过镜面而彰显的“自我存在”看起来更为可靠,然而事实是否如此?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 2》,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
在二楼的幽暗空间内,《唾影重身1》和《唾影重身2》的音乐互相交缠在一起,在前者中,表演者的脸通过镜面不断增生,而后者里表演者的脸则永远无法被看见,两者共同指向了当代社会人类存在的悖论——数字世界得以让人们通过创造化身(avatar)来隐藏身份,也进一步令自我迷失其间。在《唾影重身2》里,画面被“雾”所笼罩,表演者在雾气与现代大厦的玻璃墙面间迷狂舞蹈,艺术家认为,“当下的数字迷雾(算法生成图像、泛滥的迷因、充斥气候末世感的抖音视频)将现实扭曲为一种共享幻觉”,在她们看来,这团幻觉之雾如同19世纪通灵摄影中暗示着“来自彼岸的造访”的模糊效果,模糊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
(上)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手套》,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下)《娜嘉》中的手套,插图,截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同样在二楼,容易被观众所忽略的一件作品是《手套》(Glove, 2025),这只手套在《唾影重身2》里不断被穿脱,它直接地来自于对《娜嘉》的再次引用,被放置在展台上这只手套呈现出与小说插图里一模一样的样子。小说里,“手套女士”的家中有一件青铜手套雕塑,“在手腕处折起, 在手指的位置没有任何厚度。我每次见到这副青铜做成的手套,都要忍不住去将它抬起来,每次都会因它的重量而感到惊诧”。青铜手套所带来的张力,指向自我及其表征之间的张力,它让我们回到《娜嘉》的开头,再次自问“我是谁?”
杰森·约瑟夫-斯托姆(Jason Ānanda Josephson-Storm)在著作《祛魅的迷思:魔法、现代性和人类科学的诞生》的导论中记录了居里夫人在1907年参与了降灵会的故事,“慢慢地,灵媒伸出她的手,穿过居里夫人的头发,传递给她一个‘光晕’。”斯托姆认为,“理性并没有消除‘迷信’,而是‘驮着’迷信前行”[4],“祛魅”(Disenchantment)理论的诞生和建构来自于科学划定自我边界的需求。斯托姆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说道,“我们从未祛魅过”。如今号称“去中心化”的新型网络生态系统实际上也是通过一套不可见的规则来进行数字圈地运动的产品,不同的管理员(admin)玩弄着不同系统中的“算法巫术”来规划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表面,也创造出了被异化和重组的自我。在多洛塔与埃格勒的世界中,现代性与前现代之间应当从未断裂,她们以分身、怪物、幽灵的连续隐喻,将人类生存的世界重新缝合、重新叙述。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
Q=《艺术新闻》
A=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
Q:你们二人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换句话说,你们二人是如何“找到对方”的?
A:我们很幸运在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攻读硕士期间就彼此相遇。我们都选择出国深造,希望拓展知识的边界,并在全新的际遇中挑战自我。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行为艺术、影像以及理论抱有共同的热情,因此在毕业后不久,便以延伸形式展开了 “年轻女孩读书会”( Young Girl Reading Group , YGRG)项目的合作。 “年轻女孩读书会”以女性主义、酷儿研究以及理论文本为核心,邀请线下聚会与线上连接的参与者共同朗读,让彼此的声音交叠、干扰、交融(overlap, glitch, and merge)。该项目模糊了讨论、表演与仪式之间的界限,将“阅读”视为一种身体实践,而不仅是智性参与;在嗅觉、光线与技术媒介的增强下,语言得以被真正“居住”于身体之中。“年轻女孩读书会”重新想象了读书会的形态,使其成为一种开放的行动性空间,在这里,亲密、共享的注意力以及数字在场成为探索身份、集体意识与沟通政治的媒介。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1》影像静帧,2025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Q:请谈谈《唾影重身》这一系列创作的缘起。
A:《唾影重身 1》与《唾影重身 2》分别围绕艺术史中的两个特定母题展开探讨:前者引用了“铰链镜面装置”中的艺术家肖像,后者则来自“背影人物”(Rückenfigur)的概念。
《唾影重身 1》的灵感源自 1917 年由多位艺术家各自创作的一系列超现实主义肖像,包括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杜尚以及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等。这些肖像打破了艺术范式,试图捕捉荒诞与潜意识,通过探索身份的不可见维度来挑战古典自我再现模式。在《唾影重身 1》中,一位表演者置身玻璃桌前,面对两面相互倾斜的镜子,由此产生多重镜像:坐姿人物的水平倒影,以及以桌面为垂直轴线的另一幅影像。这场梦境般的“分身晚宴”(doppelgänger dinner),或许会让人联想到一场降灵会。其间穿插着无声的交流,对身份建构、阴谋论、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塑造信念体系的神话展开追问。
(上)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 2》,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下)热内·马格利特, 《禁止复制》, 1937年,图片来自MoMA
《唾影重身 2》则进一步延续了我们关于主体与环境之间异化状态的探究。作品借鉴了浪漫主义绘画中的背影人物传统,以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格利特于 1937 年创作的《禁止复制》(La Reproduction Interdite)。在这件作品中,人物始终背向观众,永远无法与自己正面相对,只能在镜中看到另一个背面。“雾”在此成为多重隐喻的载体:既是气候变迁时代中超自然气象现象的具象呈现,也是象征性媒介,如同 19 世纪“通灵摄影”中飘渺的烟雾,在那些图像中,雾气和模糊效果被用来暗示来自彼岸的造访。正如灵媒影像曾模糊了记录与伪造之间的界限,当下的数字迷雾(算法生成图像、泛滥的迷因、充斥气候末世感的抖音视频)也将现实扭曲为一种共享幻觉。诸如“the fog is coming(雾气将至)”此类这类病毒式传播的短语在反复的扩散中成为了没有出处的预言,至其含义既迫切又晦涩。这种幽灵般的天气,与当代视觉技术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互为镜像:监控系统、AI 图像生成模型与深伪技术(deepfake)会将主体不断复制并变异,化为一团难以辨识的孪生体(an unrecognisable swarm of doubles)。
让·科克托,《奥菲斯》剧照,1950年,图片来自网络
Q:在《唾影重身》中,某些画面是被“倒放”的,比如“穿/脱手套”,为什么这么设计?
A:《唾影重身 2》中的手套承载着多重意涵。一方面,它们直接指向超现实主义——在安德烈·布勒东的《娜嘉》中,手套被视为充满欲望与陌异感的物件;在让·科克托的《奥菲斯》(Orpheus)中,手套则成为魔法道具,使人物得以穿越镜面进入另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它们也指向了医用手套——在近年的疫情背景下,这种手套承载了当代性意涵,游离于亲密与疏离、触碰与照护或保护之间。将“戴手套”这一动作倒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糊性:它看起来既像是在穿戴,又像是在脱除,从而在两个方向上跨越界限/阈值。时间因此变得不稳定:我们是在为某个行动做准备,还是在从某个行动中撤回?倒放的剪辑扰乱了动作的既定意义,使其变得诡异。这一策略也与《唾影重身 1》相呼应,其中“化妆”的动作(在此,化妆并非使人变美,而是通过特效妆使表演者看似畸形)以教程的形式呈现,再通过镜像与分割处理,将原本正面、指向性的教学格式转化为一段诡谲的编舞(haunted choreography)。在这两部作品中,诸如戴手套、化妆等日常动作都通过剪辑、镜像与倒放被陌生化,成为仪式化的转化行为。循环与倒转是在整个系列的核心策略。影像以循环结构呈现,时间向内折叠,动作不断重演。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围场(春之双重梦境)(I-XXVIII)》,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
Q:如今各类图像生成工具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关于人工智能的焦虑。这不仅指某些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是感受到了更深层的识别焦虑——即如何识别你所看到的究竟是真实抑或是伪造的图像。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时代人们对算法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矛盾心理与情绪?
A:我们着迷于人工智能制造诡异分身(doubles)的方式——那些令人战栗的、支离破碎的怪诞影像,仿佛是由我们的数据拼凑而成的弗兰肯斯坦式怪物。在创作中,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测试“再现”的脆弱性:去观察算法如何“幻化”(hallucinates)出新的形态,如何重复或扭曲文化记忆。对我们来说,这无关效率,而是关于机器的陌异性(strangeness)。我们试图通过深入探究这种恐惧与复杂情绪本身,直面人工智能为当代世界带来的焦虑。我们意识到,恐惧往往源自边界的模糊,而这种模糊具有双重性:既可能具有破坏力,也可能孕育新的可能。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1》影像静帧,2025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Q:在 MACA 所提供的采访文本中,你们提到:“从气候焦虑到数字增殖,当代境况的特征便是稳定分类范畴的崩塌”,你们认为这种“崩塌”是从何时开始的?或者说,这一特征在哪个时间段内愈演愈烈,从而被捕捉和发觉?
A:你所提到的“崩塌”,可以借由哲学家费德里科·坎帕尼亚(Federico Campagna)关于“世界的终结”(The End of Worlds)的思考来理解。在坎帕尼亚看来,“世界”并不仅仅是物理现实,更是“形而上的架构”——它是连贯的意义体系,塑造我们体验生活的方式、分类现实的途径以及想象未来的方式。当一种“世界”的分类系统再也无法有效组织经验,当所谓的“现实语法”开始衰竭时,它便走向崩塌。从这个意义上说,崩塌并非始于某个确切的历史节点,而是逐渐展开于现代性主导的形而上秩序开始失效之时——这一秩序以启蒙理性、技术通知与资本主义进步为基础,而当这些支撑性的信念逐渐失去说服力时,崩塌便随之发生。我们或可将其加速的阶段追溯至二战之后:殖民帝国相继解体,人们对“现代进步的普世叙事”的信仰也随之缓慢消蚀。
Q:我比较好奇,在你们的观念中,是否存在着确凿无疑的事物?
A:我们将双重性与模糊性(doubleness and blurring)视为一种既能产生创造力又令人畏惧的状态,它让人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作确定无疑的界限。就个人而言,我们认为人权以及对他人和环境的关怀,是可以被视为确定的价值,但要达到这种确定性,需要通过不断地重新协商方式与路径来实现。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镜 镜》,2025年,作品气味由调香师刘家益合作研发,气味精油由432PERFUME赞助支持,图片致谢艺术家
Q:“恐怖始于边界渗漏之处,始于看似稳固之物开始溶解之时”,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往往深处此种恐怖之中却不自知,甚至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安、为了某种安全感或维护话语阵地而实施暴力。这种现象在网络社会中尤为可见。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A:关于网络空间,当下的特征是两极分化,而这一状况又被海量的虚假信息以及人们对传统媒体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所加剧。在我们的创作中,我们的创作旨在揭示恐惧常被用作操纵工具的现实。例如,《唾影重身 1》探讨了身体在数字语境下的处境:我们如何被分解为数据、被扫描、被复制,继而 由算法系统重组。这是一种全新的瓦解,是自我与其表征之间的断裂。如今,这种碎裂的趋势因医疗虚假信息的传播而愈演愈烈;网红与算法平台正是利用人们对疾病和身体的恐惧心态,来强化其控制体系。身体在承载关怀的同时,也被卷入逐利与政治化的进程。对“他者”(移民、非常规性别者、病患)的恐惧被工具化,用以维系脆弱的社会系统。
Q:是否有一些切身的体验塑造了你们的创作主题、兴趣和方法?
A:我们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成长经历赋予了我们独特的视角,这是我们不断拓展的起点,也是我们不断回归的归宿。童年的风景、故事与氛围仍然伴随我们,塑造着我们的想象力与创作方式。例如,波罗的海和斯拉夫的民间传说通过“乌皮尔”这一介于生死之间的蜡质幽灵,直接融入了《唾影重身》影像系列。对我们而言,它成为数字化分裂自我的隐喻,游移于存在与消逝之间。我们借用民间传说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因为其中的故事、仪式、复调歌曲及恐怖形象蕴含着另类的存在方式。这些声音与存在抗拒连贯性,而我们发现,这种抗拒本身是极具创造性的。我们的行为表演项目“lalia”(2021–)取材于斯拉夫故事中,困扰着田间劳作者的正午恶魔“Południca”,并将其转化为当下生态与社会焦虑的隐喻。它的呈现如同童话,却跨越了文本、影像、监控画面与现场表演多重媒介,在不同空间中分裂自身,使观众永远无法完整体验其全貌。这类承载着成长碎片、将技术与仪式交织的体验始终贯穿于我们的创作。从早期表演到 MACA 的“唾影重身”,它们不断塑造我们反复回归的创作母题:双重性、幽灵化、碎裂的身体,以及原始与未来主义之间的张力。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丰产(孪生)》,2025年。“唾影重身”展览现场,MACA,2025年,摄影/杨灏
Q:你们在自我介绍中所写的贯穿于你们创作之中无限的“具身叙事”(an infinite string of embodied narration)之线具体而言是怎样的?
A:对我们而言,贯穿于创作之中的“具身叙事”之线意味着我们的作品从不终结。它们相互滋养,携带着影像、文本与动作的碎片不断向前延展。一件装置日后可能成为影像的道具;一件雕塑可能再次出现,成为幽灵般的背景;一次表演可能在绘画或声音中呼应。例如,《围场》(Enclosure)或“不留痕迹”(Leave no Trace)系列同时兼具文献、装置与舞台布景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件作品都是绵延于时空的叙事支脉,穿越时间,不断变形。语言的作用同样重要。通过我们的朗读表演项目“年轻女孩读书会”,到后续作品如《无嘴》(Mouthless)或《孵育》(BROOD),集体朗诵的实践已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核心。文本从不凝固于纸面,而是通过声音具象化、复数化,经由吟诵或复调被碎裂重组。这种“出声”的方式使叙事转化为具象、律动且不稳定的存在,既让我们直抵古老的叙事、仪式与歌谣传统,也在当下创造了集体性与摩擦共存的空间。因此,“无限之线”既指作品和作品之间始终保持渗透性、彼此循环往复的特性,也指叙事通过我们的声音以及他人的声音得以承载并具身化。它之所以是“无限”,在于叙事永不归结为单一故事,而是在媒介、时间与身体间持续变异,正如我们的气味作品所呈现的,观众亦成为其中一环。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布勒东著,董强译,《娜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专访,见“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唾影重身”导览手册。
[3] 同上。
[4] “杰森·约瑟夫-斯托姆:《祛魅的迷思:魔法、现代性和人类科学的诞生》(2018)”,陈荣钢,2022年1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zwOue6ApO81NuR_szs5Ogg

正在展出
多洛塔·加瓦达与埃格勒·库尔博凯特:
唾影重身
MACA艺术中心,北京
展至202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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