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学织文2025：谢淑婷开放工作室”工作坊进行中，2025年，图片由 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提供

撰文 杨诗月
编辑 叶滢

在此前关于地方参与式艺术的讨论中，关于“驻地艺术家如何避免‘像一只吸血的蚊子，在带着自己需要的东西飞走后，只给当地留下一种很痒的感觉’？”的疑问曾不断在我脑中回响 [1]。在与谢淑婷、劳丽丽和林岚这三位香港女性艺术家聊到她们的社群实践后，我想她们的经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在地参与的别样视野。
不同于如今普遍见于机构语境中的带有人类学色彩的地方介入项目，这三位艺术家所在的社群生发自艺术系统之外的真实的扎根地方的生活土壤，其运维也不完全依赖于机构的项目或周期式的资助。从谢淑婷参与的葵涌公立学校校友社群到劳丽丽长期活动其中的本地农耕社群生活馆、林岚与女工工友们共同组成的“微观经济”体，三组社群以艺术语境外的情感纽带作为社群聚合的基础——艺术家不再理所当然地成为话语中心。而情感联结的时间性本就是绵延的、接力的：能走多久，就走多久；有时它会“休息”一会儿，但要再次相聚与开始并没有那么难。
由这些社群合作实践所产出的艺术项目往往没有复杂的美学手法、观念路径，它们都在城市快步向前迈进的步伐后做着捡拾、维护、修复的工作，以微小却切实的劳动填补着发展主义扫过土地后留下的坑洞。其动人之处在于直接、实在而持久的“做”的韧性——以质朴的语言向城市中的一个个具体问题接连抛出石子。

捕捞集体记忆的一叶共舟

工业大厦林立的荃湾区在香港的艺术版图中或许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2018年，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首向公众开放，这座由曾经的南丰“四至六”厂改建而成的文化艺术保育机构，将更多的目光引向了荃湾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地方城建和产业更新历史与其孕育在地创作的可能。成立以来，CHAT透过与本地社群的联结越发细致地探入荃湾历史的肌理，于2021年发起的“种学织文”社群计划便是其中一种体现。2025年，CHAT邀请本地艺术家谢淑婷主导本届“种学织文”，他们将焦点聚合在了一间已经消失的小学，葵涌公立学校。
1974年出生的艺术家谢淑婷生长于荃湾，是荃湾市镇变化、更新进程的亲历者。她曾就读的葵涌公立学校自1952年矗立于青山公路葵涌段上的山丘上。这是一所规模极小的乡村学校，但在谢淑婷的回忆中，它却为荃湾工业区的孩子们提供了一片绿洲：“荃湾是最初发展的新市镇，八十年代我读小学时，学校四周已经没有了农田，变成了一幢幢工厂大厦、货仓及扩建的高速公路包围学校。都市化的环境十分繁嚣，但我们学校在一个小山岗上被树林围绕，所以，每当走进学校就感到别有洞天，常常听见蝉声鸟鸣，不同季节都有花树盛放，雨季有一排蜗牛在路上，同学在小沟渠里捉蝌蚪。”
在这所学校，学生拥有与动植物等自然生灵亲密共处的机会，这在如今升学竞争激烈的香港很难想象，或许也正因为这种“慢节奏”，2007年，学校因长年收生不足停办，校舍空置。然而，这所学校仍寄托着许多校友对于昔日荃湾的记忆。“当思乡时，我就回小学。中学、大学时代，我都常常回校，即使它荒废了，我还照去。我认识的植物朋友很多都还在。”谢淑婷说道。
从2015年起，对于母校历史的保育与档案收集进入了谢淑婷创作实践，她不定期返校，以更多元、可存留的方式留下校园存在的记录：拓印学校纪念堂的石碑、地板纹理；将学校的落叶烧制为瓷；在学校拆卸前夕将小食部的糖果罐“抢救”打捞回来等。在谢淑婷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她收到了许多不同届别校友的主动回应。他们捐献旧照片，并和她一起进行学校地板拓印等工作。尽管活动没有周详的组织，校友们却变得彼此熟悉，一个有黏度与韧性的社群就这样在数年间有机生长起来。

谢淑婷与校友在葵涌公立学校进行地板纹理拓印，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谢淑婷与校友在葵涌公立学校进行地板纹理拓印，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在本年度CHAT六厂的“种学织文”计划中，谢淑婷与校友们再度相聚，围绕葵涌公立学校的生态历史保育与集体记忆书写，与荃湾市镇的热心居民一同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集体工作坊。在此，机构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根丝线，串联起艺术家、原已存在的校友社群和更广泛的公众。
在8月2日于CHAT六厂开幕的展览“种学织文2025：谢淑婷开放工作室”陈列了此系列工作坊活动的成果。活动以“种”（工作坊参与者组成“种子队”，从三月到六月在六厂天台以及一间百年村校中种植葵涌公立学校曾有的植物）、“学”（学习植物染色的方法及这些植物的起源，从它们在世界各地繁衍看到人类影响植物世界的痕跡）、“织”（在染成的布料上用针线刺绣校园的植物，在枯枝上用种植的粟米皮进行编织）、“文”（访问十位母校师生，从个人史出发，梳理从战后到九十年代荃湾区以至香港的民生情况变迁的文献纪录）四部分展开。
在这一项目中，艺术与公共教育、地方文献梳理的边界已然模糊，而对于一个以本地社区居民而非艺术家个人作为创作主体的项目，这些界限似乎并不重要。展览的最终呈现亦是直白、易懂的。展厅中摆放的教室桌椅和大木桌旨在复现昔日校园中亲密的共学氛围。由校友及“种子队”绘制的植物分布地图整齐排列于展墙上，令人回想起课室后墙的张贴的剪报。桌椅之间摆放的木架上悬挂着以植物染色的布料，并邀请观众参与刺绣。一张1959年的荃湾地图在大木桌上铺开，其上标记着在六至七十年代曾为学校扩建捐款的公司位置及其照片。“大部分公司都在荃湾区，包括南丰纱厂，还有织绸厂、染厂、酱油厂、酒厂、铸铁厂、搪瓷厂等，可见当时荃湾是香港工业的重镇。”谢淑婷谈道。

“种学织文2025：谢淑婷开放工作室”工作坊进行中，2025年，图片由 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提供

“种学织文2025：谢淑婷开放工作室”展览现场，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2025年，图片致谢孙佳翎

这张地图揭示出，办学历史横跨半个世纪的葵涌公立学校不仅曾是众多荃湾市民成长的摇篮，也是荃湾区集体记忆网络的一个重要锚点，从此点出发，可以勾连出一片沉没的地方历史线索。工作坊期间，谢淑婷与十位来自不同代际的校友进行个人与家族史的访谈。透过挂在课桌旁的耳机，观众可以听到这些访谈录音，并以此窥得荃湾的变迁：受访者中，六十年代家中务农、养猪维生的校友经历政府收地、拆迁，毕业后至学校附近的玩具厂和纱厂工作，见证了荃湾工业化的兴起；九十年代由内地来港的校友曾居住于学校对面的临时房屋区，有过在塑胶厂、毛衣厂和南丰纱厂工作的经历，直至纱厂厂房迁到内地，校友后转行成为区内商场的售货员；而从另外两位受访者的家族族谱，则可追溯到葵涌地区在明清时期即有村民定居的历史。

“种学织文2025：谢淑婷开放工作室”展览现场，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2025年，图片由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提供

在采访中，谢淑婷坦言未曾想到校友的分享会如此丰富细致：“我想是因为我熟悉他们，建立多年的信任，他们才打开心扉，告诉我们这些精彩的故事。” 这种社群实践的深度与温度兴许正是今日众多“蜻蜓点水”式的地方社会参与项目所欠缺的。而展览与创作语言的易读性也表明了这是一个真正属于地方居民、面向地区公众的集体记忆书写项目。

深入农田，
面对生态的复杂与矛盾

同样位于新界，有机农业社群“生活馆”关注本地都市发展逻辑下被忽略、牺牲的另一空间——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区与新市镇发展之前，新界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区域，而其至今仍是香港农田与村舍的主要所在地 [2]。2008-2010年，高铁修建计划使得新界石岗部分村舍的村民被迫迁离，农村土地的被征用、被压缩一时受到热议，不少香港人开始关注农耕空间在本地庶民历史中的重要性。生活馆正是在此种关切下于2010年成立，具有不同背景的成员们（包括摄影师、设计师、艺术文化工作者、教师、记者等）希望通过在元朗石岗的耕作实践，延续本地传统的农业耕种方法与知识，探索香港现代都市性之外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艺术家劳丽丽2010年5月加入生活馆，成为一名兼职农人。

“劳丽丽：寂静春天来临前”，WMA Space，2020-2021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正如劳丽丽所说，在生活馆成立之初，成员们大多都从未尝试过务农，对于农耕的想象颇为理想化。为了保护逐渐消退的本地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农夫“师父”传授如传统水稻播种方法等技艺。
从最初的学农到与生活馆成员们共同经营锦上路农场的十余年间，劳丽丽逐渐以一种更加复杂的生态视野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身处的环境。在一个有机农场中，农夫需要适应不同物种的节奏，与气候、土壤、机器、植物、昆虫和菌群进行亲密地配合。“种田的时候，你不仅需要和身边的其他人共创，还需要和非人的世界共创。”劳丽丽说道。在这样一个互联的生态中，矛盾时时存在。“譬如是否要将危害作物的害虫除掉？在所谓除害的过程中，是否又会将有益于土壤的微生物也杀掉？要不要驱赶吃掉农产品的山猪？如果你是一个城市里的环保主义者，当然可以从保护动物权益的角度去呼吁不要这样做。但如果你是农夫，就需要真的作出决策：可以保留什么？要除掉什么？要妥协什么？”
当自然从一种符号与图景变成需要朝夕相处、种植食物之地，其矛盾性开始不断地出现，而成员们能做的是缓慢以身体倾听、学习、适应其中复杂的参与者和变幻的节奏，在一次次耕种实验中不断进行校准。“例如对于成员阿周，我可以看到他在一次次挑战之后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与智慧。我们种的菜不多，但养的泥土越来越健康，这样就让我们觉得满足了。”劳丽丽聊道。

“劳丽丽：寂静春天来临前”，WMA Space，2020-2021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劳丽丽，《寂静春天来临前》截帧，2020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倾听与照料不仅是生活馆农夫与非人生态世界打交道的方法，也是社群内部需要处理的恒常课题。生活馆社群刚开始运营时有二十至三十个学员，之后逐渐减少到十人内，到如今，主要成员有四个。成员的变更与减少似乎不可避免——当一种对于城市外乡野生活的想象落进现实的土壤，当热情逐渐演变为日常，当社群成员活动与相处的时间变长，困难、摩擦皆会浮现。与一个生态系统类似，社群里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活节奏和价值信念。“在这个群体里，大家都有自己寻求的目标和生活中的优先级。有的人可能想要追赶收成，有的人就不那么在意。如果不沟通，就会走得越来越远。”劳丽丽在采访中说道。“所以我做了《寂静春天来临前》这件作品。它除了是我们十年的记录，也通过一种纪录片的介入去和成员们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想法。”
《寂静春天来临前》细致地剖开了群体和个体间的张力，这是当下许多关于社群实践的讨论中较少直接触及的话题。在成员们的对话中，他们谈到群体的聚散离合、谈到曾在社群工作中感受到的迷茫或疲倦。影片中，劳丽丽保留了诸多镜头与对话的留白，希望以倾听代替阐释，让观众一同感受那些未被表达为言语的情绪共振时刻。在成员们语气中的停顿和犹豫里，是彼此间未说出的分歧、摩擦和步调不一，而理解和共情也随之心照不宣地生发。在采访中，劳丽丽回忆道：“回头看，我挺喜欢这个作品的，不仅是因为它是对我们十年的一个纪录，而是我通过这个创作更多地了解了每个人想要什么，和大家建立起一种信任，将心里一些比较私密的想法分享出来。其实真的不需要把人们都捆绑在一起，推向同一个方向。在这之后，大家也多多少少根据每个人的步调进行了一些调整，感觉挺微妙的。”

“劳丽丽：寂静春天来临前”，WMA Space，2020-2021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微观经济”实践：
观念“后行”的社群共同体

如果说“生活馆”在成立之初便有意识地开始关注生态农业的可持续性，那么贯穿艺术家林岚创作中的循环与再利用则是出自一种自发的、对于非人之物的同理心。从2000年代，废弃的砖块、布料、箱板木等就已成为她制作雕塑与装置的物料，那时，生态批判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还未在艺术圈中时兴。“别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回收木头？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我剥树皮时下不了手。树汁流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像是人的血。看到东西损坏了，我也会感到心疼，所以尽量在生活中爱惜地使用物件。”林岚在与《艺术新闻》的采访中说道。
而她的社群实践也同样以“情”为引。2009年，林岚发起了一个名为“微观经济”的社群艺术项目，与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以下简称女工会）的转行车衣女工结为好友，展开长期的合作，对回收布料进行加工。在采访中，她聊到，项目的开始并非来自她的“深谋远虑”，而是在时空遭遇、因缘际会的促成下，一群人因相似的经验自然地走到一起、互相支持的结果。

林岚与香港女工协会成员一同工作，2009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12岁时，在福建福鼎出生的林岚与家人一同搬到香港。拮据的经济条件和大陆移民的身份给她在香港的成长记忆带来了不少苦的底色。林岚自小生活的观塘区曾是香港成衣制造业的重要中心。她的妈妈曾在制衣厂工作，少女时期的林岚也曾帮妈妈剪线头、赶工。“因为那时候的经历，当我遇到有类似背景的人时，我的心就真的会那样揪一下。”在制衣厂工作的经历让林岚熟悉、欣赏这些曾经“叱咤一时”的车衣女工们的技艺，她希望和她们一起做些事情。2009年，她受邀得到一笔来自德国“汉堡亚视觉艺术节”（Subvision Arts Festival in Hamburg）的创作经费，便向女工会的工友们发起了邀请。
林岚和家人来到香港的80年代中期正是本地制造业即将开始退潮的时刻。不久，地方开始了业态转型，资本机器“代谢”掉了一大批从事初代制造业生产的劳动者。观塘的众多纺织厂和制衣厂关停，车衣女工也被迫转行。资本驱动、效率至上的发展逻辑的残酷性让林岚感到揪心，发起“微观经济”意在耕耘一个跳出此种经济运行机制的小生态——在这里，因为共情、关切等无法被资本计算的因素，被主流经济模式边缘化的人、物、情的价值得以重新被发现。

香港女工协会成员在日常工作中，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女工“再就业”的背景使得有关“微观经济”项目的叙述常常不自觉地将艺术家放在了“救赎者”的位置。而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项目进行的早期，林岚的收入主要来自在学校教课的薪水和不稳定的艺术项目资金，常常陷于拮据的处境，无法定期定量地支付工钱，是工友的帮衬和支持让这个项目进行了下去。“我和工友们见面、吃饭，她们也看得出我不是有钱人。所以她们有时就跟我说，你现在没钱，没关系，我们试一下。我就会硬着说，我下个月出粮（发工资）了，就马上还给你。 ”林岚回忆道，“你问我为什么会和这群人去合作呢？我想是因为她们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都不喜欢真正的’生意’。如果是那样，那这个项目早就做不成了。”
在林岚和工友们的“微观经济”体里，钱不再是唯一流通的交换物。工友们将时间与劳动细细缝纫进作品之中，而林岚将这些由谦逊物料制成的雕塑与装置带入艺术场域，使得她们的手艺得以被更多公众看见，激发出更多社会想象、提问与共情的可能。
2009年，首批降落伞状的软体雕塑作品《公共文化区？共和文化区（PUBLIC CULTURAL DISTRICT? REPUBLIC OF CULTURAL DISTRICT）》向彼时正在进行投资建设的西九文化区项目及其背后的城市产业转型计划提出疑问，并在同样作为城市文旅商业新区的德国汉堡港口新城展出。
2011年，由破旧伞布制成的《修炼/避难营（MEDITATION TENT/ASYLUM）》在“国际妇女节100周年香港当代艺术展”展出，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茧形的承托——一个如母体般温柔的庇护所。2016年，林岚和工友们将女工会经营的旧衣店内卖不出去的白色旧织物拆解、漂白，错落悬浮于乌镇北栅丝厂，作品名《漂白》颇具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微观经济”项目多年间产出的作品在文化艺术场域的现身也帮助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的工作注入新流，启发她们向政府申请以物料回收为主题的劳工资助计划资金。

林岚，《公共文化区？共和文化区》，展出现场的日景和夜景，德国汉堡，2009年，图片由维伍德画廊提供

林岚，《推车派对》，2023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图片由维伍德画廊提供

林岚的“微观经济”项目已经进行了16年，在多年中，这都是“一本亏蚀的生意”。不以钱为至上的价值衡量标准，却不可回避钱背后的种种问题——这是深入到表层之下持续地运维一个社群实践必然要考虑的维度。林岚是个有些倔强的艺术家，在采访中，她聊到自己毕业后便不愿走一条顺理成章的职业道路，总尝试在体系中“撞墙”，因此“偏偏一直没有钱”。
疫情期间，“微观经济”曾因经济困难等因素暂停。疫情后，林岚已不那么排斥和艺术系统的游戏规则打交道，并试着以此反哺社群项目。2022年，她首度与画廊签约，与在比利时和香港皆设有空间的维伍德画廊合作。2023年，她受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委托，便邀请退休焊工工友制作水泥手推车，加上女工会工友们赶工制成回收织物天顶——完成作品《推车派对》（2023），就这样让她平日合作的男工、女工们进入了亚洲艺术市场最光鲜亮丽的“派对”，带着几分戏谑意味地调侃了艺术系统的等级秩序。林岚用实践证明着，体制的边界并非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可以在试探中完成一些系统意料之外的事。

[1] 引自胡忻融，《社实“射石”：融入公共，“未可见”的社会参与式艺术，从“浮土志”谈起》，2024年10月22日，艺术新闻中文版，https://mp.weixin.qq.com/s/_FjkeQphZKE3CktOXFM5bQ;
[2] Christiane Lange, “New Territories: Deconstructing and Constructing Countryside – The Great Divide of Rural and Urban in Hong Kong.” Architectural Design 86, no. 4 (July 2016): 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