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惠特尼艺术派对现场，图片来源：OBSERVER
撰文 Gabriella Angeleti
翻译 编辑 杨曜
当我思考该穿什么去参加惠特尼艺术派对（Whitney Art Party）时，脑子里不禁冒出一个问题：在2026年，还有没有可能写出一篇没那么不合时宜的派对报道？在刚刚席卷城市的暴风残雪之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末日般的气息，而我已经三天没出门了。我穿上一身黑，乘L线地铁出发，尽力而为。
这场年度筹款活动今年以“大胆”（bold）为主题，鼓励宾客穿着极繁主义风格（maximalist）。派对的联合主席包括《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女演员伊戈·恩沃迪姆（Ego Nwodin）、她的造型师、一位生活方式杂志编辑，以及艺术家马丁·古铁雷斯（Martine Gutierrez）和艾玛·萨菲尔（Emma Safir）。而活动的受益方却鲜少被提及：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独立研究项目（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该项目在这个学年被暂停，因为在此前不久，惠特尼审查了在读学员的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行为表演，随后解雇了项目主任萨拉·纳达尔-梅尔西奥（Sara Nadal-Melsió）。
寄存外套后，我找到一位艺术家朋友，他正与吉尔·麦琪德（Jill Magid）聊天——吉尔也是一位艺术家，即将赴巴黎完成一个蓬皮杜中心的项目。他们这圈人里还有一家蓝筹画廊的公关和克里西·艾尔斯（Chrissie Iles）——上届惠特尼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自1990年代末起就在惠特尼博物馆工作。我们乘坐艺术品运输专用电梯上楼，克里西指出这部电梯比其他电梯慢，与此同时，调酒师在电梯里设置的吧台倒出由Dobel龙舌兰（译注：此次活动的赞助商之一）调制的混合烈酒。
亚历山大·考尔德，《考尔德的马戏团》，1926-1931年，在“高空走钢丝：考尔德的马戏团百年”展览现场，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2026年，摄影/Ron Amstutz
图片来源：© 2026 Calder Foundation, 纽约艺术家协会 (ARS)与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我们先在展览“高空走钢丝：考尔德的马戏团百年”（High Wire: Calder’s Circus at 100）前驻足，而后克里西带我们参观了七楼的馆藏展“‘无题’（美国）”[“Untitled” (America)]s。她指着草间弥生1962年的作品《航空邮件贴纸》（Air Mail Stickers）说，这件作品在她年轻时成为策展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她还提到，杰伊·德费奥（Jay DeFeo）那幅巨型画作《玫瑰》（The Rose, 1958—1966年）的装置陈列甚至需要专门加固墙体。克里西讲话时有一种少有人能及的平静与真诚，听她谈论艺术，你会感到格外幸运。与此同时，派对宾客们正将克利福德·斯蒂尔（Clyfford Still）1956年的大尺幅画作《无题》（Untitled）当作自拍背景。克里西认为，他早该获得一场身后回顾展，我深表赞同。
楼下，一位引人注目的客人到场了。拉玛·杜瓦吉（Rama Duwaji），时任纽约市第一夫人正身着豹纹外套，穿行于舞池之中。一位宾客问道：“你敢相信她也来了吗？“另一位则调侃道：“她为什么不会来？“这个问题听似反问，却暗含深意——她显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该出现在这里。
拉玛是一位陶艺家兼插画师，其创作聚焦于社会正义，曾直接以作品谴责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战争罪行。而这场派对，是为一家博物馆筹款——该博物馆长期因接受与她政治立场相悖的捐助者资金而饱受批评，例如南希·卡林顿·克朗（Nancy Carrington Crown），她是一家向以色列军方供货的武器与国防公司的股东。更重要的是，这场筹款是为了一个研究项目——而有人认为，该项目正是因为涉及以巴冲突的艺术创作而遭到撤销。
在场大多数人，在拉玛以“社会主义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妻子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都并未关注到她的艺术与行动主义。自她走入聚光灯下起，针对她个人品格和艺术作品的种种无端攻击接踵而至，这些批评本质上都流于表面。有人批评她在市长就职典礼上穿了一双600美元的Miista靴子，却没有考虑到在纽约，600美元一双的鞋子实属寻常。但她出席惠特尼派对这件事，确实难以自圆其说。
出现在这个派对现场对拉玛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永远不得而知。当我上前请求置评时，她礼貌地回答：“不了，谢谢。我不能接受采访。”连《纽约时报》都无从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而那篇报道完全是以她的出席为由头而写成的。
2026年惠特尼艺术派对现场，图片来源：OBSERVER
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我们或许可以将艺术与政治分开，但那不是今天的现实。大卫·贝拉斯科（David Velasco）因在《艺术论坛》（Artforum）刊登了一封呼吁停火的公开信而遭解雇，尽管联署者包括南·戈尔丁（Nan Goldin）和布莱恩·伊诺（Brian Eno）。Lévy Gorvy Dayan和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遭到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破坏。翠贝卡区的画廊因ICE抗议活动而声援关闭，同时却又在设法将沿街的移民摊贩赶走。你的同行批评你对平权互助的发声不够积极，而另一些人又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令人生疑。当你只是想随便穿上什么和艺术圈的朋友们聚聚时，却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这难免令人窒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有暂时抽离这些话语的自由。
我不禁问自己：我出现在这场派对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同样与我的政治立场相悖，而且我此前曾与一位主办委员会成员公开交恶，据说他此后已将所有公开谴责加沙种族灭绝行径的作者列入黑名单。撇开这一切，这场派对本身算得上精彩吗？说实话，在拉玛到场之前，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完全不知道这篇专栏要写些什么。
也许我需要放松一下。有人递给我一支电子烟。夜色渐深，我们聊起了其他引人注目的宾客，比如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她来了又走，匆匆而过——还有几位真人秀明星的子女。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到派对照片出现在@nytstyle账号上：头图是拉玛举杯而笑，望着惠特尼馆长斯科特·罗斯科普夫（Scott Rothkopf）侃侃而谈。《纽约时报》大书特书第一夫人是艺术家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评论区出现了“香槟社会主义”（champagne socialism）和“哈哈删了吧”这样的留言，我并不意外。
我习惯听听艺术圈以外的人怎么看。当我向他们转述惠特尼多年来的风波时，换来的大多是一声疲倦的“哦。”然后我们换了话题。人生苦短。惠特尼艺术派对、第一夫人的出席、以及惠特尼的资金来源，与这个世界的整体动荡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们仍是这场动荡的症候。一位朋友说：“有钱人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开派对。”另一位同样清醒：“他们清楚，市长任期的成功需要这些机构的支持。这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位什么都没说，却用一个表情包精准概括了一切——一个在锐舞派对上陷入沉思的少年，配文是：“世界充满苦痛，但此刻这个房间里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