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陈元
编辑 姚佳南
距2025年5月在威尼斯普拉达基金会的全球首展时隔约十个月后，“图式：AMO/OMA项目”（Diagrams: A Project by AMO/OMA，下文简称“图式”） 落地Prada荣宅。这是一场关于图表的历史研究展，由AMO/OMA事务所策划[1]。该项目得益于普拉达基金会与OMA事务所创始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以及OMA事务所主创建筑师朱利奥·马尔格里（Giulio Margheri）在紧密合作下开展的广泛研究。作为此次展览策展人之一，朱利奥·马尔格里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表示：“图式一直被广泛应用，但没有真正被研究过。这次展览让我们有机会对其进行收藏和展示。”
“图式：AMO/OMA项目”展览现场，Prada荣宅，上海，2026年，摄影/Alessandro Wang
在这个被算法与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图像所淹没的时代，“图式”展览从AMO/OMA内部图表档案起步，追溯自12世纪以来的图表作品，继而向外扩展，纳入来自不同时代、地域与学科的外部案例，将日常实践中无处不在的图表——从设计草图到城市分析——重新置于一个批判性框架之中，也将那些几乎被默认为中立的视觉语言重新摆放到观者的眼下，并试图通过图表所示内容向观众提出对其本身的质疑：图式真的客观吗？我们视若中立的图表究竟是对事实的准确记录，还是带有偏见与意图的权力构造？
“图式”潜藏的权力：
帝国教化与黑奴反抗史
进入荣宅二楼的宴会大厅，观众首先被引入一个特别设置的V字形展览空间。内侧是明代《三才图会》（1607-1609）的木版印刷图谱，靠外的两侧是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 Du Bois）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的关于非裔美国人社会状况的图表。它让两条原本分属不同历史、不同文明的叙事，在空间动线上形成了一次有趣的比照。
（上）《伏羲六十四卦大横图》，出自《三才图会》卷一“文史”篇，王圻、王思义撰，1607-1609年，明代（14-17世纪），2025年重印，印刷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下）《天文图》，出自《三才图会》卷一“天文”篇，王圻、王思义撰，1607-1609年，明代（14-17世纪），2025年重印，印刷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展厅中心的《三才图会》由明代学者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编纂，是中国最早的插图式百科全书之一，以“天/地/人”的宇宙秩序为框架，涵盖了从天文地理到人文社会的14个知识类别。这部百科全书创立了“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类书编纂模式”，其道教思想背景和民俗文化内容，体现了明帝国以印刷“发行”的方式，向民众传播宇宙秩序的教化意图。
另一侧则是杜波依斯于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的非裔美国人研究图表。以今天的眼光看，其视觉美学仍然显得超前——大胆的几何抽象、鲜明的色块对比、清晰的数据叙事，使其兼具信息图表与现当代主义艺术的双重特质。这位美国社会学家与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共同绘制了逾六十幅图表，用精准的统计数据来解构种族偏见，通过具有现代主义雏形的视觉语言传达种族不平等议题的紧迫性。
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美国黑人中自由人与奴隶的比例》，约1900年，展览复制品，由亚特兰大大学学生协助绘制，Daniel Murray收藏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与摄影部
*历史文件，图中文字不代表展览及文章立场
在一张题为“美国黑人中自由人与奴隶的比例”（Proportion of Freemen and Slaves Among American Negroes）的图表中，杜波依斯用黑绿双色的类折线图呈现了从1790年到1870年间美国黑奴与自由黑人的比例变化。按照图式上的数据显示，1790年“已自由的黑人”约占8%；而在1860年至1870年的短短十年间，这一比例从约11%骤升至“100%自由”——随着美国南北内战终结与《第十三修正案》的颁布，历史进程被压缩在了一幅图表之中。然而，这种戏剧性的数据跳跃让观众不禁质疑：这是真实数据吗？——法律意义或统计学意义上，答案是肯定的，但那些在获得自由之后，依然活在债务劳工制度与系统性歧视阴影下的人们，他们的经历却显然没有办法在这张图上展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图表给了观众一种安慰性的数据，但现实或许远比这条弧线粗粝。
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雷卡采维兹（Philippe Rekacewicz）曾写道：“没有无辜的地图（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innocent map）。”也正如朱利奥·马尔格里在采访中所说，“图式”在呈现“看似的客观中立”和权威性的同时，“有些图片在历史中是真实的，有些图片却并没有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图式：AMO/OMA项目”展览现场，Prada荣宅，上海，2026年，摄影/Alessandro Wang
展览将《三才图会》与杜波依斯的图表并置，也促使观者反思这些图式所承载并传播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V型展墙内外都使用了高度精美和权威的视觉形式，但它们所代表的权力方向完全相反——前者《三才图会》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帝国秩序灌输，而杜波依斯图中所呈现的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黑奴反抗叙述史——如此看来，图式既中立也并不中立。
图表无处不在：
人类如何用数据重塑世界
图式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步入荣宅三楼，展览继续以“真理”“资源”“价值” “身体”与“人造环境”次第展开叙述——关于时尚、宗教或社会不平等的历史都可以被解读为一张张图表。
艾玛·威拉德，《时间神殿》，1846年，版画展览复制品，由纽约A.S. Barnes&Co出版社出版，大卫·拉姆齐地图集地图中心，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真理”板块展厅内，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19世纪美国教育家艾玛·威拉德（Emma Willard）创作的历史时间图表《时间神殿》（Temple of Time，约1846年）。这幅图以罗马神殿的柱廊结构作为时间坐标，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建筑柱式逐年标注。她是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创作者之一，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历史图表所忽视的事实。
（上）《世界模型》，1972年，出自Donella H. Meadows、Dennis L. Meadows、Jørgen Randers、William Behrens III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项目报告》（纽约：Potomac Associates – Universe Books，1972年），印刷书籍，私人收藏，经由系统动力学学会获得作者授权
（下）Open Forests，《森林管理图：森林砍伐分析》，2017年（2025年印制），数字图像，承蒙Open Forests惠允
“资源”板块则呈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认知与消费方式的历史演进，其中，AMO自身的研究成果也以展品形式呈现于这一板块，其在“绿色协议”研究项目中提出，当代荷兰农民既是农耕者也是需要平衡农业生产与生态责任的专业人士，因此，图中展现的人物形象是半农装与半西装的结合，以此呼吁修订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以支持更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值得注意的还有1972年出版的《世界模型》相关图表，这是第一批提出“去增长（degrowth）”理论的文本之一，推动了环保运动的发展；与之并置的图谱则为美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人均麦当劳餐厅数量，以此呈现全球食品工业对资源的渗透与重组。这些图式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数据来认识和重新分配资源，但同时也暴露了资源争夺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
“图式：AMO/OMA项目”展览现场，Prada荣宅，上海，2026年，摄影/Alessandro Wang
（左）《作为工业宫殿的人》，1926年，折叠海报，出自Fritz Kahn《人类生命》第五卷（斯图加特：Franckh’sche Verlagshandlung，1926年），纸本印刷，Thilo von Debschitz收藏，威斯巴登
（右）佚名，《内经图》，十九世纪，约1886年（2025年重印），纸质海报，私人收藏
“身体”板块则采用了全透明玻璃柜的方式，以无序、错层的方式将世界各地对人体的根本性理解差异清晰地呈现在同一视野之内。如一层展出了中国传统的《内经图》（约1886年），它是内丹修炼的指南，将人体视为宇宙的缩影，脊柱化作山岳，脏腑化作神话形象，体现了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而下方则是德国1926年的《作为工业宫殿的人》，通过工业化、机械化的类比呈现器官及生理过程，将身体视为功能性的“人类机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观念——自然的、浪漫的与机械的、功能的——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身体理解的差异。
George F. Cram，《美国年度产品 | 美国债务比较 | 美国财富比较 | 美国各州面积 | 美国各州人口 | 美国人口增长 | 美国公共债务增长，1889年》
《世界各国国债 | 世界各国人均货币流通量 | 世界各国财富 | 世界各国贸易 | 世界各国陆海军，1889年》，出自George F. Cram著《Cram无与伦比的世界家庭地图集》（芝加哥：George F. Cram Company，1889年），印刷书籍，私人收藏
在“价值”板块，展览在聚焦于经济数据的可视化历史的同时，也在讨论图表如何经由截然不同的媒介作用于受众群体。例如，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被誉为“折线图之父”，他在19世纪初创作的关于英法经济波动的曲线图，与2008年《华尔街日报》头版显示的道琼斯指数最大跌幅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对话。然而，普莱费尔的图只能被一小部分知识精英阅读，而《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则在几小时内到达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手中。很显然，图表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它说了什么，还取决于它通过什么渠道、被谁看到。
（上）梁思成，《中国建筑图史》，梁思成著，20世纪40年代（2025年重印），书籍，私人收藏
（下）Philippe Rahm建筑事务所，《常规夏季建筑间气流速度分析》，2020-2025年，视频截图，承蒙Philippe Rahm建筑事务所惠允
展览的末尾“人造环境”部分则展示了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如何依赖图式来理解和塑造空间。从柯布西耶的光照分析、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历代佛塔类型演变图，到当代的建筑建模软件，建筑设计行业对图表的依赖在这一板块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热力图、光照模拟、风场分析——这些由计算机建模软件生成的图式，显然是当代建筑师理解和预判城市环境的基本工具。理想情况下，这些图表和其制作工具应该让人们节省时间和精力，然后将其重新导向批判性思考。
OMA建筑事务所，《加剧差异之城©》（COED©），2001年，出自《城市项目1：大跃进》，数字图像，承蒙AMO/OMA事务所惠允
有趣的是，AMO/OMA作为全球最擅长生产和使用图表的机构之一，在这场展览里却不断在追问这一语言工具本身的暧昧性与危险性。在语言学角度溯源，希腊语中的“diagramma”（διάγραμμα）的字面意思是“画出一条线穿过”，引申为“用线条或其他标记，以此展示关系结构图”，也即图式本质上是一种“穿越”和“分割”的行为，它在连接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选择和排除。
当被问及这种自我批判的立场时，朱利奥·马尔格里并没有回避：“在算法与AI生成图像的时代，理解图表是被构建的、具有说服性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今海量的视觉信息洪流中找到方向。”但将这种图式的识读能力（diagram literacy）作为对抗图像泛滥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会否仍是一种知识精英主义的想象？它假设每一位走进荣宅的观众都有足够的耐心、知识背景与怀疑意志；而现实中，这种能力的分配是人人均等的吗？
“图式：AMO/OMA项目”展览现场，Prada荣宅，上海，2026年，摄影/Alessandro Wang
诚如雷姆·库哈斯在该展览2025年威尼斯首展期间接受采访所言，图式其“脱离语言(文字)的独立性使其成为最有效的表现形式”，即使这样的表达自带“客观性的光环”——无论它所呈现的是不容置疑的真相，还是另一种精心构筑的虚构。但只要我们记得图式代表的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那么它仍会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思维工具。
[1] OMA是一家国际性事务所，在鹿特丹、纽约、香港和布里斯班均设有办事处，其业务范围涵盖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传统领域。AMO则是其研究与设计工作室，将建筑思维应用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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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图式：AMO/OMA项目
Diagrams: A Project by AMO/OMA
Prada荣宅，上海
展至2026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