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这次展览能促使人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中去繁就简(而非贫瘠化)——这是我们在技术人文主义中寻找诗学的必经之路。”
—— 丽娜·波·巴蒂,“东北”展览图册
1963年
因艺术家太过著名而令其作品无法被真正看见,这种情况并不少有。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就是其中之一:那些瘦长之人早已离开艺术家的工作室,在二十世纪的艺术史、评论与哲学中获得了另一种生命。“行走的人”被博物馆、艺术史教材、拍卖新闻和无数复制图像反复确认,以至于,人们甚至不必真正走到作品面前,就已然默会一种属于贾科梅蒂的“形象”。在中国,艺术家的名字曾与萨特、卡夫卡、“现代派”以及一种特定的启蒙经验所缠绕,即便作品尚未出现,但视觉与思想的意义都已被一种经典的方式所把握。
美国导演詹姆斯·班宁的纪录片《鲁尔区》中有这样一幕:几排灰黄色的朴素建筑,立在鲜有人走过的街道旁。在前往第16届欧洲宣言展(Manifesta 16)其中一个场地,即位于盖尔森基兴的圣约瑟夫教堂(St Josef)途中,就要穿过一片与影片中类似的楼房——19世纪末当地的煤矿公司为移民工人所建的住宅。
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弗里达·卡罗(Frida Khalo)个展自2026年春季开幕以来便备受关注——在正式开幕前,展览的预售门票已达41000张,成为泰特美术馆历史上预售门票最高的展览。这股观展的热潮也恰恰呼应了展览的标题——“弗里达:偶像的诞生”(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
在巴塞尔的艳阳下,贝耶勒基金会(Beyeler Foundation)的现代主义建筑将自然与人文环境巧妙融合,入口处睡莲池畔与草坪上零散休憩的人群,共同构成了一幅典型的欧洲田园牧歌式景象。然而,这种室外的明媚与艺术家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在美术馆内部精心打造的“恶托邦”(Dystopia)形成了具有张力的互文。
李爽在瑞士巴塞尔艺术馆的展览标题“Alliance”首先是一个地名,这是一个内布拉斯加州西部的小城,位于美国大平原“龙卷风走廊”的风暴活动地带,主要由铁路编组场等交通基础设施构成。李爽对龙卷风的兴趣最初来自在TikTok偶然刷到的追风者直播。后来她才发现,追风的大部分时间甚至没有风暴:晴朗的天空、空旷的平原、漫长驾驶,追风者们根据预报不断重新判断下一站。身在柏林时,她常在夜里把美国追风直播投影在房间里入睡,半夜醒来,屏幕上仍是近乎相同的旷野,“好像时间和路程都没有流逝”。
位于纽约下东城的新美术馆(New Museum)在经历了为期两年的闭馆扩建之后,于三月底重新开幕。扩建后的展览空间延展至原本的两倍,达到2万平方英尺。新建筑由国际建筑事务所OMA联合纽约的Cooper Robertson设计,与由SANAA设计的原有主楼形成连续的空间体系。此次扩建耗资8200万美元,旨在减轻旧馆的空间压力、提供更多与艺术家和机构的合作机会。[1]美术馆在开幕的首个周末选择免费向公众开放,门票在开放前几天即被领完。若对纽约的艺术生态略有关注,很难不在开幕周末的社交媒体中瞥见展览的片段。艺术家安妮卡·易(Anicka Yi)的代表作品之一、形似半透明水母的空气仿生机器装置《In Love with the World》被以一种近乎景观猎奇的方式,通过手机相机镜头大量记录并传播。一个月后,新馆开幕依旧是城中热议话题之一。笔者在四月里两次前往新美术馆,无论是在周四免费开放时段还是周日下午闭馆前的最后时间,馆内都是人头攒动。
对于一座以“新”为名的美术馆来说,纽约新美术馆把扩建后的开幕展命名为“新人类:来自未来的记忆”(New Humans: Memories of the Future),并非只是对AI热潮的即时回应。展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延伸至当下,将义肢、机器人、恐怖谷、机械芭蕾、未来城市、自动化劳动和后人类身体放在同一条历史线索中,回看技术如何一再改变人对自身的想象。所谓“新人类”,从来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物种。现代以来,人的身体、劳动、感知和主体性,早已在工厂、剧场、战场、实验室、电影银幕和科幻想象中被反复改写。
在北京艺术季的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我打车从798前往位于东郊的海棠公社小区。彼时的网约车司机告诉我,“现在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并指引我欣赏窗外高架桥上盛放的月季。司机在小区的“E5-E6”停车场通道停了下来,周围是一栋栋绿荫环绕的别墅,几乎没有喧嚣。步行进入这条幽暗通道至尽头,即可看见艺术家储云和策展人丁丁在2023年8月成立的“外部空间”的入口。而距离外部空间不远的C22号楼的一层停车库则是海棠公社里的另一处艺术空间“C22空间”,由藏家刘珺珺成立于2025年。
“向上坠落”这一词条显然有违基本的物理学常识——如果能轻盈地向上浮起,何以坠落?若是重物的下坠,又怎能向上?但这就是目前在外部空间的群展标题名,引自谢尔·希尔弗斯坦(Sheldon Allan Silverstein)的同名儿童诗《向上跌了一跤》(Falling Up),诗中被鞋带绊倒的孩子本应下坠,但身体却向上升入屋顶、树梢,再至天空,似以一种童话式的荒诞梦境颠覆了人们对重力的经验。策展人陈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物理经验的断裂,将其转化为一道关于个体意志与社会秩序的隐喻,即“坠落”不再仅是受限于重力的物理位移,而成为一种在“上升”幻象中被掩盖的、麻木的生存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