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星艺术中心
撰文 宋佳燃
特约编辑 陈元
2016年,复星艺术中心在上海外滩十六铺开馆。这座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与赫斯维克工作室(Heatherwick Studio)联合设计的建筑,以三层可移动的金色幕帘为标志,每隔两小时“舞动”一次,在万国建筑群中给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这里是一个动态、可以靠近的当代艺术空间。
十年间,它的展览目录很难用一个标签概括。开馆首展“20”与香格纳画廊合作,以20位艺术家的20件作品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此后,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中国首展、草间弥生2019年为场馆量身定制的大展、亚历克斯·卡茨在中国的首个美术馆级大展相继落地;2020年起,复星艺术中心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启动“馆院合作”,以潘公凯、刘建华、王光乐、沈忱等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持续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语境中的位置;安藤忠雄、隈研吾、托马斯·赫斯维克的建筑展,则把空间与设计变成一条独立而鲜明的展览线索。
这些看似分散的展览选择,实际上构成了一套有内在逻辑的系统。十周年之际,美国艺术家艾迪·马丁内斯(Eddie Martinez)的个展“侦探”(Gumshoe)与白水个展“数据的雨林”则将陆续于11月上旬开幕,也为这条展览脉络翻开新的一页。借此契机,我们专访了复星基金会及复星艺术中心主席王津元,探究这家机构在跨文化语境与本土实践中,如何确立其持续演进的艺术坐标。

白水个展“数据的雨林”海报
白水,《道法三千·神迹1》,2026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357 × 238 cm
从“20”出发:
在实践中调整方向
在王津元看来,这条脉络“不是一开始就画好的蓝图,而是十年里一边做、一边出来的”。回头看,2016年的开馆首展“20”以20位艺术家的20件作品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发展,既是复星艺术中心的起点,也为此后的展览与研究定下了一个参照。

“20”展览现场
开馆后的几年,经济和国际交流都很活跃,辛迪·舍曼、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乌戈·罗迪纳(Ugo Rondinone)等国际艺术家相继在这里完成了他们在中国的首展。这一阶段的展览,承担的是为中国公众建立一个理解国际当代艺术的入口。2020年起,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馆院合作”让中国当代艺术的个案研究成为一条持续的线索;2021年安藤忠雄的“挑战”之后,建筑与设计也逐渐独立成线。疫情之后,机构主动减少了大投入的展览,转而更多思考艺术如何进入生活、改变生活。

“安藤忠雄:挑战”展览现场
这种在实践中调整方向的能力,或许与王津元的背景有关。她曾有二十多年浸润于媒体行业,习惯把如今的工作理解为“编辑空间”:外滩边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要放什么内容进去,是团队一直讨论的课题。作为一家没有历史馆藏积累、亦非以收藏起步的民营艺术机构,其展览脉络的成形无法依凭经典藏品的轮廓去延伸,脉络的完善因此更依赖研究和判断。“我不会因为一位艺术家有名就邀请他来做展览,更看重我们能否共同激发出新的内容。”
引进海外艺术家时,作品能否在中国语境中被真正理解,同样是机构持续纳入考量的问题。开馆后的几年内,中国公众对国际当代艺术的了解仍然有限,复星艺术中心希望做一个入口,“但入口不能是把别处的展览原样搬过来”。与艺术家一起从这个空间、这座城市出发去共创内容,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而另一个尝试是让作品走出展厅,比如草间弥生的“南瓜”、安藤忠雄的“青苹果”都放到了复星艺术中心一楼户外的广场上,很多原本不会走进美术馆的人,在外滩散步时就遇见了它们。对于不熟悉当代艺术的观众来说,这是一种更自然的进入方式。

“安藤忠雄:挑战”展览现场
当然,成为“入口”并不意味着只选择容易被接受的艺术家,王津元提到2017年A.R. 彭克(A.R. Penck)的个展“暗喻会否成真?”,那是彭克去世后全球首个大型回顾展。德国新表现主义在国内并不算热门,但这场展览有专业价值,也有研究意义。正如她所说:“适配并不等于迎合。我觉得一家机构的判断力,恰恰体现在这种不完全以人气为导向的选择上。”


A.R. 彭克(A.R. Penck)个展“暗喻会否成真?”展览现场
回向本土:
与复旦的“馆院合作”
2020年,复星艺术中心将关注放回本土艺术家。疫情让国际交流几乎停摆,海外展览很难引进,机构得以从高频的商业引展节奏中抽离,转而进行更具前瞻性的反思——除了充当国际当代艺术的国内入口,一家立足于上海的民营艺术机构,究竟还能为本土当代艺术的本土构建与话语生产做些什么?就在当年,潘公凯的“笔·墨”展,通过“图画真解”等内容讨论中国文人笔墨与中西方视觉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出了一场学术讨论,也成为合作的起点。同年年底,复星艺术中心与复旦哲学学院正式启动“馆院合作”计划。

潘公凯个展“笔·墨”展览现场
王津元强调,将目光回溯至本土艺术家“并不是和国际对立”。在全球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讨论中国艺术的发展,而不只是做国际艺术资源的输入者,是机构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此后,复星艺术中心基本保持着每年深入研究一位中国艺术家的节奏:2022年刘建华的“形而上 器”,2025年王光乐的“道路”,2026年沈忱的“几何·雾”。
对于与高校合作所构建的关系,王津元的回答是:“我更愿意称之为伙伴。”哲学学者带来的是一套阐释艺术的知识工具,让展览不只是呈现作品,也在生产和讨论知识。展期中从哲学角度切入的讨论,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感知;ANNEX项目空间最早的策展也是与复旦哲院合作完成的;在复星艺术中心的驻留计划里,哲院学者为艺术家开设课程、带领城市漫步;对于复旦的学生而言,这里同样成为了将人文哲学理论与具体展陈实践相互交织、双向滋养的试验田。
从建筑到公共街区:
让空间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从托马斯·赫斯维克开始,复星艺术中心另一条非常鲜明的线索就初露端倪了。王津元表示在于机构自身的物理容器,“我们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作品。”赫斯维克在2024年回顾展“构建灵魂建筑”时曾坦言,当初设计中那些每两小时随交响乐徐徐转动的古铜色幕帘,连他自己也未曾料想能够真正落地并维持至今。这些幕帘每年都需要投入相当的维护成本,却让外滩多了一道风景,也让机构对建筑与空间议题保持着持续的热情。

赫斯维克回顾展“构建灵魂建筑”展览现场
安藤忠雄的中国首个美术馆级回顾展“挑战”则源于深厚的过往渊源。他参与过复星国际的地产项目设计,因此在安藤来上海实地考察场地后便决意合作。展览期间,外滩1:1复现的“水之教堂”曾吸引杭州观众每周专程赶来,只是安静地坐着看光影落在十字架上。此后,隈研吾“五感的建筑”,以及借助XR技术的“永恒高迪”,都延续了这个方向。在复星艺术中心的展览版图中,设计与建筑既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最贴近普通观众、最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
将艺术推向日常的理念,同样自然地延伸至公共艺术的实践中。当艺术作品离开展厅、进入街区与日常,观众与作品之间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其实也经过了细致的构思与营造。
无论是将ANNEX项目空间嵌入BFC外滩金融中心大堂这一白领通勤与生活的必经动线,使其成为触发日常偶遇的节点;还是将天台装置与外滩天际线的宏观城市景观相对接,让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视觉语法;亦或是连续举办五届的外滩艺术季,通过季节性、持续性的公共介入将艺术转化为公众生活的日常习惯——这些实践均指向一种将艺术融入城市肌理的长期构想。在这里,当代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视觉奇观,而是为都市人群在快节奏生活中提供的一处留白与回望的契机。
多重线索的“编辑”:
走向第二个十年
复星艺术中心将国际艺术视野、本土学术研究以及建筑设计实践作为三条并行线索展开,王津元将它们形容为“互补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选择”。国际大展打开大众视野,馆院合作提供学术深度,建筑与设计走进生活降低观展门槛,三条线索从不同深度触达不同人群。在经济与国际交流更为活跃的时期,复星艺术中心曾推出一系列兼具宏大叙事与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项目;疫情之后,随着近年来的在地化转向,转而关注艺术如何切实地介入并改善日常生活体验,但对学术品质的要求始终未曾改变。如果说这些板块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核心议题,那就是让艺术、设计、学术与城市共生在同一个平台上流动。
十周年之际,复星艺术中心选择了艾迪·马丁内斯的个展。马丁内斯2019年曾在中国做过首次个展,七年后的“侦探”则将是他迄今在亚洲规模最大的个展,汇集其二十年间近百件绘画与雕塑,还有三件全新的大型雕塑。在抽象与具象的交错间,重组着玩具、骷髅、花卉、网球这些日常形象。而展览名称“侦探”则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元叙事——艺术家如同一位循迹的侦探,在回顾过往脉络的同时重新审视前行之路,这与复星艺术中心走过十年节点时的心境不谋而合。

马丁内斯个展“侦探”海报
艾迪·马丁内斯,《细部》(Particulars),2026
亚麻布面油彩、丙烯,121.9 × 152.4 cm
图片由艺术家与泰勒画廊提供 © Eddie Martinez
至于下一个十年,复星艺术中心在学术与实践的延展上同样有着清晰的坐标。在王津元看来,未来的探索将进一步向科技与艺术的跨界融合、中国当代艺术与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的系统性研究,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转化与国际传播三个维度深化。复星艺术中心始终试图打破单一的当代艺术标准定义,以“编辑”的姿态将全球视野、本土学理与城市生活交融于外滩的江景与建筑群落之中。
– 正在展出 –
艾迪·马丁内斯:侦探
复星艺术中心,上海
展至2027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