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ix博物馆，鹿特丹，摄影/Hufton+Crow
位于荷兰鹿特丹卡腾德雷赫特（Katendrecht）区的莱茵港与马斯港，曾经是新马斯河（Nieuwe Maas）南岸最古老港口之一，超过300万人曾经从这里出发，也有许多人抵达，使鹿特丹成为如今这座由170多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城市。这里也曾经是欧洲大陆最早的唐人街，1911年荷兰船厂罢工后，中国劳工经英德航线抵达此地，将卡腾德雷赫特转化为移民社区，也由此催生了荷兰最早的中餐厅。
在新马斯河南岸，一座聚焦移民的博物馆——Fenix博物馆在筹备七年后揭幕。由集聚在博物馆内、外——正在观展、以及排队等待第一时间进入——不同族裔交织的开幕现场构成了在荷兰日常生活中鲜见的的多元场景，也体现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族群，并在荷兰这块土地上共享“他者”经历的人们对这座聚焦移民主题的博物馆的期待——事实上，博物馆开馆特展“万象流转：迁/牵动的艺术”（All Directions: Art That Moves You）正是以此为开端：模拟机场出入境管理处，展览在两个不同入口的上方悬挂着“EU”（欧盟）与“Others”（其他）的标识，它们是来自波斯尼亚的艺术家Šejla Kamerić的作品，提示着每一个即将步入展厅的观众，来自民族国家与政治结构的权力框架如何降临于每一个拥有不同生命经验的个体，并对其进行合并与分类。
（上）谢尔盖·波诺马廖夫，《一艘抵达莱斯沃斯岛的过载船只》，2015年；（下）张乾琦（Chien Chi Chang），《一个在火灾疏散现场吃面的新移民》，1998年
“Fenix博物馆既是鹿特丹多元社区的缩影，也是全球移民历史的镜像。通过艺术的棱镜，它折射出了人类移民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Fenix博物馆馆长安妮·克莱默斯（Anne Kremers）如此说道。Fenix博物馆的建成与开幕标志着鹿特丹这座城市的一个新地标的诞生，在旧仓库之上，由马岩松创立的MAD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双螺旋镜面楼梯如“龙卷风”一般吸引着众人的目光，马岩松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谈及“龙卷风”的设计初衷——“一切都关乎流动”，双螺旋楼梯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性，也像“一趟旅程”。
如今登上博物馆观景平台，能看到矗立在博物馆一侧的纽约酒店 (Hotel New York) ，该建筑的前身是荷美邮轮公司前总部大楼，始建于1901年。1993年，纽约酒店开业，酒店名称指示出曾短暂留宿于此的人们对于大西洋彼岸机遇与梦想的憧憬，也呼应了一个多世纪前，另一场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数百万人为了逃离欧洲迫害、战争与贫困而前往大洋彼岸的离港旅程。
用艺术讲述流动与迁徙的故事
Fenix博物馆如今所在的建筑为昔日荷美邮轮公司（Holland America Line）的一座名为“Fenix”的仓库。2016年，致力于资助艺术与文化领域的荷兰基金会Droom en Daad Foundation与鹿特丹市政府开始携手推动本市重大文化投资计划，并于2018年收购了现Fenix博物馆所在的荷美邮轮公司仓库大楼，决意将其打造为一所以移民为核心主题的国际艺术博物馆。同年，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创立的MAD建筑事务所受聘负责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工作，同时由Bureau Polderman担任仓库修复工作的顾问。
Fenix博物馆前身荷美邮轮公司仓库，图片致谢Rotterdam City Archives
荷兰的主要移民与外来群体主要包括上世纪60至70年代来自土耳其与摩洛哥的劳动移民，来自苏里南、印度尼西亚作为荷兰前殖民地的移民、寻找庇护的难民群体，以及其他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非西方移民。如此丰富的移民群体对Fenix博物馆的共同期待是博物馆的艰巨挑战——如何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平衡来自不同移民群体的声音？
“我们意识到为每一个群体发声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平衡这一点。但这事实上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体现迁移是永恒的、普世的主题，同时最重要的是——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我们最终决定用艺术来讲述这些关于告别、乡愁、边境的故事，它们或许关于新生；或许关于一个你已经生活了20年、却从未能留下痕迹的城市，关于一个你至今都不会说本地语言的城市。”安妮·克莱默斯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表示。
（上）“移民一家”展览现场，Fenix博物馆，鹿特丹，2025年，摄影/Titia Hahne；（下）“手提箱迷宫”展览现场，Fenix博物馆，鹿特丹，2025年
一对情侣在富海车站前的道别；一个已成功逃离至瑞典的叙利亚女孩和自己的母亲的通话；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展携程前行的家庭；柏林墙倒塌后三个人的相拥……美术馆一层大厅以黑白摄影为主题的展览“移民一家”（the Family of Migrants）很难不为整座美术馆的观展体验定下情绪化的基调，正如流动与不断的相遇、告别、分离、重逢是生命永恒而残酷的主题。展览名称致敬于1955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Family of Man”（人类一家），通过从新闻摄影、纪实图像、档案中收集的194幅照片，展现了194个或日常、或历史性的瞬间，它们或关于主动的出发与冒险，或关于被动的流浪和逃离，关于希望或失望，迷失与抵达。“这些故事不尽相同，但共同讲述了迁徙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想表达的是，只要我们还作为人类而存在，流动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莱默斯表示。
与“移民一家”相对的另一处展览空间呈现的大型装置“手提箱迷宫”（Suitcase Labyrinth）呈现了Fenix博物馆在过去几年中在全球不同地区收集的两千多个二手行李箱。美术馆为此特别制作了“讲解器”——如果将讲解器先贴近行李箱再放到耳边，便能听到来自不同皮箱的主人关于迁徙的故事，其中最早的行李箱来自18世纪50年代——像是一通连接不同时空与人物命运的电话，与风尘仆仆的皮箱一同将博物馆打造为一个繁忙的车站现场。
（上）雨果·麦克克劳德，《错位的起源》，2023-2024年，“万象流转：迁/牵动的艺术”展览现场，Fenix博物馆，鹿特丹，2025年，摄影/Titia Hahne；（下）JR，《Giants, Kikito and the Border Patrol》，2017年，Fenix博物馆收藏
美术馆二楼的开馆特展“万象流转”通过将当代艺术创作与历史藏品并置的形式，将Fenix博物馆与全球众多已有先例的移民博物馆，例如位于美国纽约的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位于法国巴黎的移民历史博物馆区分开来，也呈现出艺术创作在讨论历史、现实问题，尤其是具有争议的政治性话题时能够打开的那些未被言说、甚至不可言说的空间。
一本1923年的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与艺术家Barthélémy Toguo创作于2011年的作品《Borders》并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护照还不是旅行所必须携带的证件。一战后，民族国家的边境树立起了“护照”这道官僚主义界限，也由此催生了1920年代由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推出的南森护照。它们专门被发放给无国籍者或难民，以便他们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合法旅行和获得合法身份。与之对应，艺术家Toguo的18个伪造护照印章展示了数处具有争议的过境地点以及与边境管制相关的术语，由此提醒每一个观众，不自由的流动能够无差别地发生于每一个人。
“万象流转：迁/牵动的艺术”展览现场，Fenix博物馆，鹿特丹，2025年，图片来自Volkskrant
一把生产于1951年，标注为“国家财产”的木椅揭露出与荷兰自身相关的历史纷争与迁徙故事：摩鹿加群岛（Moluccas）位于印尼东部，荷兰17世纪殖民东印度（今印尼）时期，这里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的重要控制区。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时期，上千名摩鹿加人为荷兰而战，由此希望换取摩鹿加自身的独立。荷兰战败后，这些摩鹿加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土，与自己的家人前往荷兰。抵达荷兰后，他们被送往接待中心，其中一些人在此生活二十余年。名为 CAZ 的荷兰机构负责他们的住宿安排、发放零用钱，并决定儿童就读的学校。所有家具在内的一切事务都被详细记录在案，包括展览中的这把椅子。
木椅旁放置的是艺术家本·马努萨玛（Ben Manusama）创作于2014年的画作《Place You Have Left Behind》，以此纪念1977年被荷兰军队射杀的女孩Hansina Uktolseja。1977年，Hansina Uktolseja 和另外八人劫持了一列火车，以抗议荷兰违背对摩鹿加社群的承诺、摩鹿加社群不得不面对的无尽等待以及二等公民待遇。Uktolseja被荷兰海军陆战队近距离射杀，而她当时是否真的持有武器，至今仍无从得知。马努萨玛根据一张报纸上Uktolseja手持武器的照片为她创作了肖像画，在这幅肖像中，武器被刻意隐去，画中的Uktolseja身穿巴迪克纱笼，以此表达她的摩鹿加身份。
（上）徐道获，《门锁》，2020年；（下）本杰明·李，《40个第39道》，2016年
也有许多作品是关于更加日常的移民记忆：在徐道获的《门锁》（Door Locks）中，徐道获将自己曾经居住的三座全球性城市——伦敦、首尔与纽约的居所中的门锁以轻薄的纱线缝制。不同的门锁这一微小细节是关于阻止与进入的象征、对家的临摹与回忆，也是环球流动中独属于迁徙群体的认同与经历。
荷兰华裔艺术家本杰明·李（Benjamin Li）的作品《40个第39道》（Forty Nr. 39）呈现了艺术家在2014-16年间走访荷兰境内逾千家华裔印尼餐厅所拍摄的菜单上被编为“第39道”的菜品。以数字编号餐品的做法常见于多元族裔混合的地区——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餐品跨越语言的隔阂，在点餐环节更加高效地传达美味。但这件作品的真正意味要比视觉与味蕾的唤醒更加锋利——2013年，荷兰节目“荷兰达人秀”（Holland’s Got Talent）中的评委戈登（Gordon）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参赛者嘲讽：“你接下来要为我们表演的是什么？第39号菜吗？”在李的创作中，面对这句种族歧视性言论的愤怒被转化为展示、庆祝来自家乡的食物的契机。
潜藏在李的作品之下的创作动机也进一步说明，移民与迁徙自身如何是一个极度复杂、个人，离不开具体历史、事件、语境阐释的问题。正如李所说，戈登的言论体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被简化为一个数字，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也无法脱离具体的个人经验而抽离为抽象的政治辩论——这或许也一定程度折射出了近年来艺术界对“身份政治”的倦怠问题：艺术家的创作从来都离不开从自身身份、处境、经验出发的讨论，而对身份政治的质疑，许多时候是出于这些与一个个个体生命相关的讲述如何被提取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普适性话语。这一现象也呼应了在Fenix博物馆开幕后，参观者围绕该馆展览“主题散漫”的批判——这种对个体化的强调以及主题上的“散漫”，或许正是一种对将生命扁平化为政治的拒绝。而在这一语境以及近年在欧美盛行的“博物馆行动主义”（Museum Activism）风潮下，反观克莱默斯在接受采访时的坚定态度：“我们不是一个政治博物馆，我们不试图对移民问题发表任何政治性宣言”，或许有另一重意味。
本地现实与对新生活的想象
阿德里安·帕奇，《临时接待中心》，2007年，Fenix博物馆收藏
伴随着Fenix博物馆从筹备、开幕至今的，仍然是围绕荷兰移民的动荡政治现实。今年6月初，荷兰极右翼领导人吉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退出执政联盟，导致自去年上台不到一年的四党联盟政府解散。维尔德斯表示，他的退出是由于在移民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2024年，由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PVV）主导的四党联盟上台执政，宣布要在荷兰实施“有史以来最严苛”的庇护与移民政策，具体主张包括退出欧盟移民与庇护协定，收紧获得荷兰公民身份的条件，限制高等教育英语授课，对国际学生入学加大限制，以及限制劳务移民以及低薪就业等。
与此同时，六月初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前展开了一次华人反歧视的和平集会，以此抗议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为纪念建城750周年，向全市6万名小学生免费发放的童书中包含的歧视华人内容——“巧合”的是，该歧视内容也恰恰与上文提到的数字39有关。
“万象流转：迁/牵动的艺术”展览现场，Fenix博物馆，鹿特丹，2025年，摄影/Titia Hahne
Fenix博物馆开幕当日，作家约翰·坎夫纳（John Kampfner）在卫报上发表的关于美术馆的报道文章题目为《迁徙并不总是关于痛苦的故事》（Migration is not always a story of suffering）。诚然，美术馆中的大部分关于战争、难民、流浪的故事与创作、实物仍然触目惊心：在展厅中央横置着一块巨大如同“快递”的包装件——对从未迈入过战争阴影的大部分观众来说是如此。包装件一侧的标牌表示，这是联合国难民署为世界各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发放的家庭帐篷：“这样的帐篷可以容纳五个人，在某些紧急情况下，这23平方米通常需要容纳更多人。帐篷的正常使用年限为一年，但许多家庭通常在其中生活数年。”但如克莱默斯所表示的，Fenix博物馆在展示迁徙的阴暗面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同时展示其积极的一面，展示迁徙所带来的希望。或者说美术馆开馆本身，也代表这另一重希望。
Fenix博物馆的“市民广场”（Plein），摄影/Iwan Baan
相较于大部分美术馆被悉心装点的入口与大厅，美术馆一层的“市民广场”（Plein）宽敞开阔，除几处乒乓球台、价格合理的热食，市民广场似乎决议将空间更多留给现下居住于此地的人们。笔者到访当天，一群青年正自发在其中一角练习瑜伽。克莱默斯表示，美术馆希望在市民广场举办的活动能够与本地社群合作，而非独立发生，例如为鹿特丹居住在船只上而无法拥有厨房的难民群体提供厨房自己烹饪食品，以及联络本地华人群体举办春节活动。
MAD建筑事务所为美术馆建筑赋予的轻盈、耀眼的表面以及标志性的盘旋向上的“龙卷风”造型也是另一种“希望”情绪的直接体现——MAD建筑事务创始人马岩松表示，“龙卷风”关于未来，但它并非漂浮，而是根植于过去，同时它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种路径交织的。随后它冲破穹顶，观众拾级而上，欣赏到周围的风景，如同当年的移民一般登船远望彼岸，展开对新生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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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万象流转：迁/牵动的艺术
All Directions: Art That Moves You
移民一家
the Family of Migrants
手提箱迷宫
Suitcase Labyrinth
Fenix博物馆，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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