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天眼望远镜卫星图，贵阳

撰文 吕东昆
编辑 姚佳南

记忆隐/显于时空堆栈

2025年8月1日，贺子珂与龙星如刚刚结束最新一期的“云下贵州”兴趣小组走访活动，本次在天眼“静默区”[1]的经历让她们重新从物质性的角度去理解天眼（FAST）——这次她们得以具身地触摸天眼，围着望远镜的边缘行走，感受其特殊材料的属性。在回溯途经静默区的经历时，贺子珂提到了一个进入静默区的有趣瞬间：“司机突然就开进了静默区，没有任何的预警。突然，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我记得大爷（指石青）还说，糟了 ，我还没有跟家里报备。有一种突然失联的感觉：‘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短暂失联瞬间带来的慌张感和不确定性，成为了一种与科技基础设施近距离接触的全新生命体验：靠近科技基础设施在此反而意味着进入另一种科技“真空”。

FAST天眼望远镜

在接受采访时，这两位“云下贵州”的发起者被问及“哪些关键词可以形容‘云下贵州’”，她们当下选择暂且搁置这个无法轻巧回答的问题，但却在采访的结尾反复提到“记忆”[2]这个词。或许，在非线性的时空维度中，“记忆”可以作为锚点，牵链出在云下的不同时空切片中游荡的实践活动与诗意想象。
如果将山峦视作一种承载与存储的物质基础，化石与岩石的形态，是以亿万年为单位的记忆——在地质的深处徐徐展开长久留存；将数据中心视作另一种存储的基础设施，“数据”（data）同样是一种记忆——在跨越疆界的虚拟空间中不断流动变形。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存储形式在贵州独特的地质空间与人类基建改造的实践中并置，甚至生成因果性的关联。
贵州以其湿冷多云的气候条件和结构稳定的喀斯特地貌岩层，以及多孔洞、地下水丰富等地质条件而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完美选址。2017年，“云上贵州”正式成为苹果公司中国区用户的数据服务方：这一个小小的弹窗作为一个可见的棱镜，折射出的是坐落于贵州山峦间过去鲜有人知的庞大数据基础设施体系。贺子珂在她的影像作品《乱码城市》放映活动的论坛上提及，2017年手机上“云上贵州”的小小弹窗让她产生一种惊讶感，这是和故乡的一次陌生化的偶遇，第一次让她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记忆中的贵州。

（上）洞穴徒步，2021年
（下）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1年

这颗“惊讶感”的种子成为贺子珂影像作品《乱码城市》的雏形，又在四年之后生长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2021年，贺子珂和龙星如受贵州师范大学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的邀请在贵阳筹办一场小型的展览（“时满时空：深层感应”，2021年10月，贵州上空间）。贺子珂提到，“那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到迫切的愿望，想要去看到在对科技的想象背后，什么事情正在真实地在现场发生。而后来自贵州的机会和邀请恰好是这样一个契机。”彼时龙星如恰好正如制图者般寻找列注标记，绘制有关中国科技基础设施的“中国科技地图”，来自贵州的邀请讯号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具身行走在贵州山间数据基础设施的经历也让贺子珂和龙星如感受到一种必要的悸动：于是，“云下贵州”这一聚焦于贵州人与自然、技术在深层时空尺度下的生命历程的项目，在策划这场展览的过程中逐渐衍化，成为一个意料之外的主线剧情——又在随后的几年中生发出繁茂的枝桠，成为一个包含在地考察，延伸讨论和多种知识生产，转化形式和公共参与的长期项目。

《云下贵州》出版物由Serpentine’s Arts Technologies于2024年出版

黔中叠峦起层云

“云”是居住在“天无三日晴”的贵阳时抬头就能看到的最熟悉的气候现象；也是现代数据网络，分布式计算与虚拟化存储的代名词，在跨区域的流动中扰动经济权力结构。对于贵州甚至是互联网时代下所有的人来说，“云”既作为一种多义集合承载不同维度的隐喻，指代多种形态的物质实体，也是一种认知方式，是在“云上”的无实体去疆域化与“云下”具身在地性的临界交集中生成的新存在论与新认识论。在2020年与伦敦蛇形美术馆（Serpentine Galleries）艺术技术策展人伊娃·贾格（Eva Jäger）的对谈中，龙星如提出了一种“自我云化”（self-cloudification）的概念，指代“云”同时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和语言技术，投射技术、经济、未来想象，并发出多种可能的过程。

（上）云顶风电场，贵阳，2021年
（下）果里洞穴，贵阳，2021年

从数据云出发，循着将数据中心作为基础设施的上下游产业，2021年“云下贵州”走访小组开启了第一次走访活动，从贵安新区的贵安数据中心出发，走访了贵安新区超算中心、贵州省信息与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贵阳国家基准气候站、超算中心、中国天眼基地、云顶风电场、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所，以及深入贵州自然山体和洞穴之中——围绕着能源政策气候地质等角度认识数据中心及其支持结构。她们又在后续几年的嵌套结构式的细化调查中更深层地挖掘不同链条的节点，顺着原有的脉络延伸出去，从“数据”“地质”“气象”“生态”的交互逐渐扩展到“天文数据”“新基建”“静默区”“云”和方法论式的探索。但贺子珂和龙星如在采访中都提到了走访过程中的一种随机性：田野调查式的路径不可避免地遵循某种脉络或逻辑，然而“云下贵州”不同于简单的“艺术调研”或社科范式中的“参与式观察”，其内在的走访逻辑会共时地根据走访人的具身体验和认知跃迁而发生变化。贺子珂提及，走访的地点“有时也是很直觉的”；而这种冥冥中直觉的选择在不同参与者的感悟中纠缠出了四年以来一条条未曾完全预设的走访路线。

（上）周滔，《大数据之轴》影像静帧，2024年，图片致谢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M Art Foundation
（下）游牧水土资源部，《风物缓存》影像静帧，2021年

对于2021年至今的每一位走访者来说，“云下”的旅途意味着不同的视角与思考。周滔在作品《大数据之轴》中将贵州的自然地貌与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并置，使“外围”风景与技术核心形成呼应。他的镜头既追踪机房的恒温静谧，也穿行于夏季山野的喀斯特运动空间，揭示出数据逻辑与地方肌理之间微妙而错置的关系。石青在《负基建》一文中提出“负形”这一独特的思考方式，将喀斯特地貌、交通与数字基建放入同一逻辑中加以比较。他强调贵州的桥梁、隧道、数据中心，既是对“负形空间”的填充与复制，也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塑造的新地形，从而揭示出基建不仅是一种物质工程，也是一种关于时间、边界与存储的思想实验。张文心以洞穴为线索展开创作，她把喀斯特洞窟视为“深时间”的存档，既是古人类遗址、三线工厂遗迹，也是生死循环与记忆沉积的场所。她的影像描绘洞穴如同一张巨大的全息底片，地质演化、流水痕迹与人类行走交织成一种身体与地形互为内外的感知经验。

贺子珂，《乱码城市》影像静帧，2023年，图片致谢艺术家

贺子珂在《乱码城市》中虚构了一个数据中心崩溃后的迷失旅程，服务器管理员与化身乘客和出租车司机的“云端自我”一同在失序的数字城市中穿行。他们的行程穿越从古老海洋到宇宙脉冲星的时空片段，最终抵达即将被大坝淹没的石滩，影片以数字断裂串联起地质记忆与个体意识，探讨技术与历史在崩塌与重启中的交叠。游牧水土资源部的《风物缓存》以苹果公司在贵州建设首个数据中心为起点，追溯“数据”在地理、历史与人之间的游移。他们通过对三线工厂旧址、苗族作家叠贵的访谈、贵州大学数据学院以及 FAST 射电望远镜的探访，将地质条件、军事遗产与当代产业愿景串联在一起，展现出数据基础设施与地方社会文化交织的复杂面貌，既是对贵州的现实写照，也是一种关于技术、地理与记忆的田野影像。
如贺子珂与龙星如所说，“云下贵州”就像“一个容器”，每一层飘到贵州的云都有其自在的机理，堆叠交融出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云下贵州”，它去中心化，因而如贵州山峦般群峰林立；它拒斥暴力的整体论归档，因而多元而随机，肆意地漫游在山间，以不妥协的姿态呈现出一种更广阔的科技基础设施图景。

云壑深处

在贵阳国家基准气候站放飞气象气球，2023年

科技基础设施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一直存在一种悖论，如拉金（Brian Larkin）[3]所断言的，“基础设施既是事物也是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而当事物呈现给感官时，其也会在移动的焦点上转移。”从这一角度来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潜在系统，与我们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现象世界存在一种分离。云下贵州小组所接触到的可感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可以被看作另一种现象世界的本体，在嵌套式的潜在系统中实现。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被理解的系统与整体，提供着多层维度的想象空间和政治诗学。
可接近性的多元性一直是云壑深处被遮蔽的概念，而“云下贵州”的使命之一是关于如何去多元世界的理解打开这种悖论。而穿越云层山谷的媒介既可以是基础设施本身，也可以是跨领域的知识生产、仪式实践和再生的工作方法。2024年的冬天，在发起“云下贵州”的三周年，贺子珂和龙星如于南京北丘当代美术馆呈现了一个以“云下贵州”为出发点，而不止于“云下贵州”的展览“岩间寄存：虚空的显影”。展览选用了云下贵州走访团中的“游牧水土资源部”的作品《风物缓存》和张文心与杜若的《倒转之丘 #1 关于对空泄之域的敛集，或者生命的躯体之耻》（此外，周滔的《大数据之轴》和曹斐的《西部世界》也被选用）。这些作品中的天坑、洞穴、国防工厂、格凸河和射电望远镜科学装置等都是“云下贵州”走访团踏足过最熟悉的场景。

（上）杜若 & 张文心，《倒转之丘 #1 关于对空泄之域的敛集，或者生命的躯体之耻》影像静帧，2024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北丘当代美术馆
（下）莫妮卡·乌西娜·耶格，《液态的时间》（2022），“岩间寄存：虚空的显影”展览现场，北丘当代美术馆，南京，2024年

除了直接选取的关联作品之外，“云下贵州”还作为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成为了一种媒介和方法本身，串联起了南京的“在地性”——北丘所在山体中的人造设施，与世界性的基础设施乃至宇宙论式的科技思考。萨尔瓦托尔·维塔莱的《退隐！不息的风景》在展览中如同地理与象征意义的双重拓扑，在阿尔卑斯山麓蔓延至喜马拉雅的思考与记忆中，山体作为特殊的媒介重叙历史；莫妮卡·乌西娜·耶格《液态的时间》则与“云下贵州”实践中独特的流动时间视角互文……从云下贵州参与者的作品延伸拓扑至更广阔的世界图景，它向我们揭示了：自然、文化、科技三者之间没有任何两方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存在，而是在相互渗透中生成彼此。

甲青水电站，平塘，贵州，2021年

贺子珂说，四年以来，“云下贵州”对她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调查走访项目，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以及一个的整体方法论。这种综观视角和不局限于人类中心视角[4]的方法论，被她应用到了新的作品创作和长期的家庭史写作中。而这种方法论也影响了许多云下贵州的参与者们——或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拥有多样化背景的参与者，以及多种媒介和工作方法的实践，才形成了这样的独特方法论。它挑战了现实塑造全然由人类所为的、寄赖于社会结构的范式，重新在流动的关系中认识到非人主体的能动性。这种方法论在两个时间方向上都具有新物质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向着线形时间的过往探寻，在对萨满式的传统，神灵的参与的与家族历史的复写中重新认识流动中的各类主体；另一方面在现代与未来，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具有复杂特性的系统所蕴含的物质特性和嵌入式潜在能力中显现。这种新物质主义的姿态重新挑战现代性的命题——对人与非人能动性的纠缠中，偶然性的生成论与可见性的认识论的怀疑。

结语：漫游至何方？

隧道，贵阳，2021年

在最初的设想中，“云下贵州”是有关科技基础设施叙事长期项目“端口”（PORT）的第一站，“以基础设施为一种中介，去通向更广阔的技术地貌的理解”，龙星如说，在不同端口的串联中搭建起有关科技叙事的地图。而如今“云下贵州”早已发展为一个具有自己多元生态与独特叙事，并值得以十年甚至数十年为时间尺度去探索的实践。
在贺子珂和龙星如的叙述中，她们提到，下一次回到贵州的走访或许很快就会发生，也或许需要等待某种契机。参与走访的人员也遵随着某种奇妙的缘分，会在最恰当的时机走入这片山峦。关于项目本身去往何方，这并非是一个需要强求或清晰想象的目标：因为云下贵州从来都不是一个以完成时态为期待的项目，而是一种对时空中科技与生命所交织肌理的追问，这种追问长久回荡在层峦山云间，并会继续回荡很久很久。
[1] 静默区：通常指因为安全、保密或其他理由，固定式或移动式的信号发射设备不发送信号，防止人为干扰而形成的特殊区域。
[2] 与此同时，贺子珂还提到了“冷数据”和“灾变”等关键词。
[3]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1), 327-343.
[4] 在提到关于视角的转向时，贺子珂提到，在使用“非人类中心视角”这一词时，她会很犹豫，因为在这些项目中，她们会更关心“在这非人类的视角下，又如何来重新看待人，在漫长的地质或者宇宙时间中，又如何来重新理解短暂”，而并非全然掉入人类中心的理论化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