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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画汇聚成河:从《秘鲁五百笔》看到那片土地的颜色

Aug 08, 2025   艺术新闻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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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10日,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Museo de Arte de Lima, MALI)被热闹的人群占据。今天的观众群与往日有些不同,他们当中除了有常于博物馆走动的策展人、画廊主、文化精英,还有来自首都边缘社区的市民、亚马逊雨林与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一同站在当日揭幕的巨幅作品《秘鲁五百笔(500 Brushstrokes for Peru)》(2024-2025)前,寻找属于自己的笔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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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五百笔:抽象的群像”开幕现场,图片致谢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CO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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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五百笔:抽象的群像”开幕现场,图片致谢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COSAS

《五百笔》是艺术家邬建安于2016年起持续进行的艺术项目,其中一条创作线索是走进特定地区或社群,邀请数十位乃至数百位参与者以毛笔即兴绘制一个笔画,艺术家再在视觉感受的引导下,将这些笔画拼贴在同一件作品中。“‘五百笔’可以创造一个新型的沟通的平台,而这个沟通特别简单——你只要完成一个简单的笔画的绘制,就在表达你自己了。它不需要通过语言,也不需要更多的沟通技巧。这种介入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沟通感受与经验。当人们看见这些笔画聚在一起所带来的一种美学的感动或冲击,可能会冲散原来心中的一些芥蒂和边界。”邬建安在与《艺术新闻》的采访中说道。
2024年8月,《五百笔》项目在秘鲁展开。邬建安与团队陆续寻访了利马市区、亚马逊雨林、的的喀喀高原湖区等地,与当地参与者进行了13场笔画收集工作坊。十个月后,《秘鲁五百笔》重返南美大陆,于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举行的邬建安首次南美个展“五百笔:抽象的群像”亮相,459个笔画的交错相亲牵引了拥有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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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邬建安、埃斯皮内尔和艺术团队在旅途中,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都市到原住民岛屿的“五百笔”:
轻盈的链接

 

邬建安说,将《五百笔》项目带到秘鲁并不是一个预先计划的选择。2023年,他与多年旅居秘鲁的好友巴勃罗·埃斯皮内尔(Pablo Espinel)同游秘鲁。在他的回忆中,这个南美国度的风土有着一种魔幻的拼贴感——差异陡然的植被、地貌、建筑与社群交错并存。在聊天中,埃斯皮内尔讲述了这片土地“胡乱”拼贴的奇观之下历史地层与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隔阂。从16至19世纪西班牙王国的殖民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动乱,数波历史震荡造成了原住民与其文化的边缘化和高原与丛林原住民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误解与隔阂。沟通的断裂反映在语言之中——原住民使用的克丘亚语与艾马拉语是数百万人的生活用语,却罕见于主流媒体的语言结构中。
“我们做一点事情,尝试抚慰或是减缓这样的创伤。” 邬建安说道。“人们看到最后那张画,心里的疙瘩也不一定马上就解开了。但从作品上可以见到,你跟其他人的笔画待在一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就这样,在埃斯皮内尔的共同策划下,邬建安与团队在2024年进行了为期三周多的旅程,足迹跨越利马市区的美术博物馆、画廊和酒店、库斯科(Cusco)高原的国立艺术大学、首都边缘地带的卡拉巴伊偶(Carabayllo)、亚马逊雨林地区奎亚班巴(Quillabamba)的跨文化大学等文化机构,再到钦切罗(Chincheros)、阿查阿尔塔(Accha Alta)、塔基勒(Taquile)等散落在高山、雨林与湖区的原住民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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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五百笔》笔画收集工作坊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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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五百笔》笔画收集工作坊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在即停即行的笔画“采集”之旅中,艺术家团队和本地居民进行着物料、手艺和情感的交换。在位于秘鲁南部的钦切罗地区,原住民手艺人将该地区制作生产的“胭脂虫红”带入了《五百笔》的画布。胭脂虫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蚧壳虫,将雌性胭脂虫碾碎可以得到一种颜色鲜丽的红色浆液。在当地,胭脂虫红染料的生产历史悠久,原住民们多用它来染色织物。在《五百笔》项目的进行过程中,邬建安带来毛笔、宣纸与素墨——对于许多秘鲁原住民,这是新奇的艺术工具;钦切罗居民则教给艺术家这种天然染料的制作方式,带他走进他们的地方文化传统。与这些相距遥遥的社群建立联系,有时也意味着接受差异所带来的步调“失谐”。在位于的的喀喀湖的乌罗斯浮岛,乌鲁族人过着游牧式的生活。在当地进行笔画工作坊之后,艺术家团队进行了四次寻访才再度找到当初的参与者。在展览开幕式现场,他们带来了礼物——以当地布料制作的马甲,上面缝着他们和邬建安的名字。在一年前,他们已经让这位中国艺术家成为他们家族中刚出生的小男孩迪伦(Dylan)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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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建安与钦切罗原住民一同制作颜料,《秘鲁五百笔》笔画收集工作坊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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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建安在开幕现场与从乌罗斯浮岛赴利马参加开幕式的工作访参与者重聚,图片致谢:骆云飞、利马美术博物馆,COSAS

位于首都利马市北部的卡拉巴伊偶是邬建安与团队停留的一个重要站点。该区域接收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原住民与其他省份移民的迁入,这其中的许多人来到首都谋求生计,因高昂的生活成本居住于此。在这里,邬建安和团队成员遇到了艺术家Anabeli Pajuelo Valdez。“她在卡拉巴伊偶工作了二十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做了一个戏剧工作坊,教社区里的孩子们做戏剧。戏剧可以让孩子们进行人格的投射,想象自己以后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同时也能帮助他们掌握技能,比如乐器、面具制作等等。”邬建安说道。在这个被贴上高犯罪率贫民窟标签的社区,Valdez的实践成了一种缝制联结的针线。
卡拉巴伊偶的工作坊结束后,邬建安和团队没有直接离开。他们拿出原本打算进行拓印的宣纸,和社区居民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笔痕采集游戏。参与者抓住纸的边缘,让墨汁顺着纸张形成的平面流淌而下——这是一个关于信赖与协作的测试,只要一个人“自私”地把纸张往自己这侧抬高一些,对面的人就可能被淋湿。“当时在现场是挺感人的,谁也没有说什么,墨水就一下子流过去了。很多参与者都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邬建安回忆道,“在那个时刻,大家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希望。”
主流社会的话语难以将卡拉巴伊偶居民“无由来”的眼泪和乌鲁族人将遥远的来客视为家人的作法解释、阐明,而当《五百笔》将这种超越既定价值范式的纽结带到人们面前,正显露出了这一项目的巧妙之力:一个笔痕的简易、轻盈,使它悄然突破坚固的规则与成见,拥有了想象之外的链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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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五百笔》笔画收集工作坊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当笔画汇成河流

 

一个笔画诞生于即刻的动作,无法负载复杂的观念,连接着身体的本能。邬建安希望“一笔”的限制能让人们在至简的动作指令下释放伏于潜意识里的个性信息,这也是他选择以毛笔和素墨作为《五百笔》媒介工具的原因。“在用毛笔留下笔痕的时候,人动作过程中力量的强弱、微小的犹豫或者兴奋都能被记录。我带去素墨也是这个原因。任何一点身体的抖动和想法的变化都能被这种墨汁表达出来。在我选择使用水墨时,主要是考虑到这种媒介对人身体反应的敏感。”邬建安说道。“人们在留下自己的笔画时,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不同尺寸的笔,这些选择也成为了一种投射心相的维度。”
在笔画采集完成后,邬建安在北京工作室运用剪纸和传统的中国画贴裱工艺对最终的作品进行拼接。他用刻刀沿笔痕的边缘进行剪刻,在近乎“描摹”的过程中靠近参与者彼时的身体经验。对每个笔画的细致观察、剪贴,如一次身心共鸣,让艺术家回忆起持笔者曾有的谨慎、迟疑或恣意。从2016年进行至今,《五百笔》项目已在纽约、波士顿、上海、江西浮梁、广东南海、湄公河流域、加拿大努纳武特因纽特人社区等多地举行。随着跨地域的项目脉络不断延展,邬建安说自己越来越感觉到笔痕的集合如何显露出人群集体精神的特征,而那种特点常常超越了文化预设与社会人类学的描述。
从秘鲁收集来的笔画的平均尺寸是邬建安此前在北极地区收集到的两到三倍,他对这些笔痕的感性描述是“水煮开了”一般的热闹,而将这些大而饱满的笔痕“安置”进同一张大纸的任务,如同让一个喧哗庞杂的人群住进一间小房子中。“一旦笔画的密度大起来,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变得非常有限了,那时候,那个人群的性格才表现出来。”邬建安说道。“当拼接到最后九十笔的时候,我感觉画面已经塞不进去了。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开始变得特别有意思。每个笔画落下去,就像一块社区发出了‘咚’的一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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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五百笔》创作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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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五百笔》创作现场,图片致谢:骆云飞、邬建安工作室

在面向特定社会人群的参与式“五百笔”项目的作品成形的过程中,每个笔画反馈的“声音”需要被倾听与感知,以组成一个能量相对平衡的共同体:“那一张大白纸像是一个家,这个家的空间有限,但得让这些‘人’都住进去,大家就得挤一挤。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想的就是如何让大家都能‘住’进去,大的不能把小的压没了,每个人的形象和身份特征都能够充分表达,大家以后在这画里都能找到自己。”
感受每个独特笔画的形状与走势、设法维持画面空间的平衡,在这样一个由视觉感受与身体节奏引导的创作过程之后,作品的全貌才最终浮现。“当那个画面出来之后,它展现了一个我原来没想过的秘鲁的样子,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是属于那片土地的特别饱满的一大堆感觉——那片土地的颜色、那里的人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多么喜欢表达。”邬建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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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五百笔:抽象的群像”开幕现场,图片致谢秘鲁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COSAS

完成后的《秘鲁五百笔》长12米,宽5米,是此系列中最大的单幅作品之一。当它在首都利马美术博物馆展开后,如同一条能够包容任何身体的河流。来自中国的墨色与钦切罗出产的明亮的天然颜料交织在一起,平民区孩子的涂画和原住民长者绘出的山形相邻。来自首都的文化精英和棚户区居民的波纹、涡旋与点点墨迹紧挨着彼此,卡拉巴伊偶居民浇出的“信赖之河”则横亘于画面中央。
画面中笔痕的排布秩序无关于其创作者在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声量,它们的浮游共生形成了一片平行于现实的乌托邦图景;而展厅中陈列出的每一位工作坊参与者的照片则指向作品所链接的复杂多样、尚充斥着裂隙与矛盾的社会版图。人们无法否认二者的距离,却在《五百笔》中看见不同能量的联结,在不安与混杂中,也带给人们鼓舞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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