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YDP，伦敦，2025年，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下）段建宇，《渔樵 No.1》，2023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维他命艺术空间
“渔樵”是中国艺术家段建宇2023年至2025年的最新创作系列，于2025年10月3日在英国伦敦最新成立的YDP（Yan Du Projects ）展出，YDP 是一个旨在推动亚洲及亚洲离散（Asian Diasporic）当代艺术的项目空间，由中国收藏家、艺术慈善家杜妍女士创办。
在伦敦反观“渔樵”
艺术家段建宇出生成长于1970年代中国河南，199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之后便长期工作生活于广州。“渔樵”整个系列以一只年长山羊与年幼山羊之间的对话开场，它似在讲述历史，背景是迷雾缭绕的飘渺山水。随后，视角不断切换：从传统渔夫静观水面的视线，到宴船内部的日常陈列，忽而转向西北景观——画面从当地山羊群的身后延展而出，呈现出与“牧羊人”—— 一位唱着山歌的西北男子的动态关系。如果说前面几张作品更像是艺术家对“渔樵”这一在中国文化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所进行的初探与演绎——观众可以在其中捕捉到熟悉的中国传统绘画意象：从山水画的经典构图，到绣锦边框划定的手卷边缘，再到马远笔下的水波图；那么系列后半部分的创作则更具现实意味：长山羊在广州街头常见的塑料椅上侃侃而谈，“黑猫警长”作为现代叙事元素介入，洞洞鞋上可拆卸的假炸鸡腿，以及刀具所象征的二元性等。一种贴近于现实身体和边缘地带的“戏谑”感不断溢出。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艺术家对于绘画的一种“基本立场”。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YDP，伦敦，2025年，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段建宇在接受《艺术新闻》的采访时谈到，“渔樵”整个系列的开始受到了张文江、赵汀阳的理论启发。赵汀阳曾指出，渔樵出没于山水，经营日常，带着生活的智慧不断地讨论历史之中具有超越性的那些历史性要素。而在段建宇的笔下，“古代的渔樵，如果到了当代，他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面临一些困境，虽然每个国家不一样，方法也各有不同，但都是在这种发展中的困境中。”
整个系列被分散在不同的房间，观众游走在这座乔治亚式的古典联排别墅中，通过不断进入不同的房间，与空间、作品遭遇。展厅一角的一张作品《杀，杀，杀马特》（2016）显示了艺术家从现实中的“来处”。自“杀，杀，杀马特”系列（2014-2016）开始，艺术家从早期的单线叙事逐渐发展为以系列为核心的创作型态，这个过程也伴随着“画家”的身份确立，她的很多想法都来自当时的新闻、报纸和对社会的观察。在这些观察浸透到艺术家的审美与风格之外，她更希望以更为复杂的结构来表现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YDP，伦敦，2025年，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反观当时的社会背景，20世纪90年代的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松动，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媒体环境的快速发展，也让艺术家面临了现实层面与媒介环境的高度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艺术家创作语境的改变。当新媒介可以对现实世界做出即时且快速的反应时，何为绘画，绘画为何？可以说，对绘画这一媒介的坚定选择背后，是一种向内和向外找寻背后的双重确认。向内走，意味着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回归；向外走，是作为“画家”在不断与现实生活的遭遇、纠葛下的自我确立，关乎绘画的身份、关乎伦理，关乎背后潜藏的女性意识，也关乎人的本身。
段建宇，《渔樵 No.7-2》，2023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维他命艺术空间
这种复杂性和双重性不断出现，一方面它伴随了艺术家在所谓“绘画本土化”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自身的绘画语言；另一方面，“回溯”同样重要，它带来对于中国绘画的内部理解与思考，以及对于艺术家、画家作为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处境反思。同时，它们也反哺成为一种创作滋养。段建宇补充道：“我很喜欢在大叙事下有自己个性的画家，我到40岁之后才开始关心民国画家。这种身份问题，也是你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你如何处理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和过去画家之间的关系，这种传承需要连接上。我也对民间艺术和素人艺术感兴趣，他们身上有一种不被规训的生命力。”
观众在展览现场看到的 “肖像”，那一张张“脸”，既陌生，又熟悉。而“渔夫和樵夫”，以及“渔樵”这一经典的东方母题在当下的引入，所承载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容器，也是时代精神下的真实的个人处境。
贝德福德广场的新邻居
YDP，贝德福德广场19号，摄影/Jooney Woodward
10月3日YDP的开幕首展，伦敦下着小雨，贝德福德广场19号门口排着长队，人声鼎沸。观众从广州、上海、纽约、巴黎、伦敦和米兰纷至沓来。这是收藏家、艺术慈善家杜妍在伦敦的第二个项目。在此之前，杜妍于2019年创立了非营利独立机构Asymmetry艺术基金会（Asymmetry Art Foundation，下文简称“Asymmetry”），通过驻留、奖助金、公共项目、研究计划和专业图书馆，为批判性研究与长期对话提供空间。如今，Asymmetry已经逐渐发展为一个链接着全球具有华语背景的策展人和研究人员的网络，并和泰特现代美术馆、白教堂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两年的游牧后，Asymmetry在东伦敦成立了项目空间。Asymmetry图书馆驻地的最新项目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出发，在美国严峻的移民政策和地缘政治及博弈的时代情境中，重新审视和思考美国的亚裔群体的个人处境，讨论图书馆作为一种“非固定的实践网络”，如何“在传递与共享中生成公共性”。和Asymmetry不同的是，YDP一开始则是以空间实体为基础 , 通过展览、驻留和公共项目来支持艺术家的发展和需求。
YDP开幕首展现场，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曾明俊（Billy Tang）在今年正式开始了他在YDP的新履任，作为艺术总监，将在未来与机构一起展开实践。这也是他在长达二十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工作后，再次回到其成长的地方——伦敦。曾明俊是一位越南裔移民，他在伦敦出生、读书后， 2007年左右首次来到中国，后于2010年左右去往北京，其职业经历历经艺术家自组织、当代艺术画廊魔金石空间、上海外滩美术馆，再到香港的非营利艺术机构Para Site，可以说，他的工作经历是以一种机构视角参与并伴随了过去近 20 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变化。“这种变化迅速而显著。也让我更加理解稳定空间的必要性，并更关注生态系统。而在Para Site的经历，则体现了一种主动性。空间不是固定和僵化的，而是可以随着变化而转化。正是这种弹性，让它能够在香港经历深刻变化时持续演化，这也启发了我如何理解机构，以及个体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曾明俊在接受《艺术新闻》的采访时提到：“回到伦敦对我而言非常兴奋，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作为策展人，我很早就接触到这座城市极其丰富的非营利艺术生态。这里不同类型的空间都在资源、关怀、乃至某种意义的‘庇护’下，能够不断地经历各种演化和成长。”
段建宇，《渔樵 No.7-1》，2024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维他命艺术空间
YDP 如今所在的贝德福德广场，曾经也提供着这样的文化庇护。回到19世纪的伦敦，贝德福德广场44号房间人声鼎沸，奥托琳·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的星期四沙龙汇聚了来自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诸多成员。曾在这一代街区居住的布卢姆茨伯里派是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包括小说家 E·M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画家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和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他们以其反叛性、对现代性的拥抱以及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闻名，其遗产印证了集体创新的力量和文化运动的变革潜力。
贝德福德广场建于1775年至1782年间，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城市规划史上的典范。今天，德福德广场的外观几乎未改，但房屋用途也几经变迁。如今，除了不远处的大英博物馆，企业与学术机构相继入驻。走在街头，可以看到各种背景的人群，听到各种语言。这里涵盖了出版机构、教育团体到咨询与金融服务机构的网络，包括苏富比艺术学院、耶鲁大学出版社、新人文学院以及致力于面向英国艺术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网络的保罗·梅隆中心（Paul Mellon Centre）等。这个区域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产生回响。
“流动即是家”：离散与重建
傅丹的空间介入装置，YDP，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在伦敦成立一个聚焦亚洲和亚洲离散艺术家的新的空间意味着什么？无独有偶，伦敦另一个新成立的空间Ibraaz也在十月正式对外开放，和YDP一起成为伦敦当代艺术新的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该空间由卡迈勒·拉扎尔基金会（Kamel Lazaar Foundation）资助，坐落在一座宏伟的石墙建筑中，并明确致力于突出“全球多数”（global majority）艺术家，包括非洲、亚洲、拉美，以及土著与混血背景的族群。
在泛亚洲视域，伦敦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持南亚和东南亚艺术的机构和网络，但从整体的艺术生态看，整个英国对于亚洲和中国/华语背景的艺术家的支持机构仍代表性不足。对此，曾明俊补充道：“当我们面对当下的各种新闻与社会事件，比如火灾、暴乱等，会更加意识到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如今承担的角色：去构建一种更为细腻、更具层次的世界观与认知方式，让自身变得更加流动、灵活、富有创造性——不断地在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定位自己。”这种流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与亚洲之间，也可能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比如那些无法预测的迁徙轨迹所带来的新的对话与联结。当然，“伦敦并不是一座容易的城市”， 曾明俊进一步解释，“当大量文化实践都被挤压到边缘地带，而我们位于市中心，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责任”——要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平台，能够向各种公众敞开怀抱。
克里斯汀·孙·金, 《Gappp Year》, 2025年，YDP，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YDP的实体经由改造，提供了关于“空间”的另一层想象。里面承载了四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泰国艺术家Harit Srikhao的驻留项目以及段建宇在国际上最大的个人及回顾展览；两个永久委任创作：傅丹（Danh Vo）的空间介入装置和克里斯汀·孙·金（Christine Sun Kim）的大型壁画。整个体验过程很接近于游园，观众在此，不断遭遇新旧交替的界面。曾明俊在谈及新空间时反复提及了“occupy”这个词语，带有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视角，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行动主义的关照——对于未来的艺术生态、基础设施的回应和建立。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YDP，伦敦，2025年，摄影/Wenxuan Wang，图片致谢YDP
“流动即是家”（Our journey is our home）——贝德福德广场19号门口有这么一句话。可以说，在今天，作为一个广义上的“离散”者，一个由新移民所建立的空间，绝非只是一个关注“离散及相关议题”的物理实体。它因由一种时代的迫切性而出现。它是一个容器，一个瓮，一个Carrier Bag，一个为流动的思想、人、实践提供载体的空间，也是家。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实践和思想才是真正塑造这个空间骨骼的肉身——正如没有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贝德福德广场，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曾明俊说：“当我们谈到社群、谈到创造‘家’的概念时，这是一种跨代传承的责任，通过教育、意识、赋权来延续，最终也会让这座城市——一个包容多样社区的城市——受益良多。”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亚洲”和“离散”在这里并非其名词背后的指涉——正如在今天我们很难用所谓的东方和西方来切割彼此。同时，也要承认在错位过程出现的潜力——人的错位、翻译的错位、空间的错位。有意思的是，段建宇从一种中国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观察，她提到，民国时期的很多绘画其实也存在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误读，许多作品也是在误读中产生。现在许多画家回望民国时候，也会反思彼时的画家是如何去建立中西方之间的系统的，而我们现在也在身处其中。
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背后“混生性”的存在，正如洪美恩在《论不讲中文：生活在亚洲和西方之间》中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描述的“一个混合差异的光谱”世界中。混生性是一个必要的概念，因为与当代差异政治中的其他关键概念不同（如离散和多元文化），它强调复杂的纠缠而不是身份，强调差异中的团结而不是虚拟的隔离。
段建宇，《渔樵 No.20》，2024年，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维他命艺术空间
近些年，在伦敦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以及作为“移民”的个体，都在经历着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压缩，包括在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转移下，随之而来的个人处境的压力和变化。在机构层面，疫情之后英国的重要美术馆都面临着国际游客的减少，以及因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财政赤字与运营压力。而在YDP空间开幕前的数月，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移民游行活动。过去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转向层出不穷。很多人切身地感受到了社会在多重层面上的两极化，在伦敦，许多机构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从过去依赖政府支持，到如今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但同时，艺术世界在过去几年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它开始尝试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更平等的对话，超越了那种长期以来由北美和欧洲艺术史主导的当代艺术叙事。YDP正是诞生于这个兼具紧迫与希望的时刻。
回到展览的末端，段建宇个展结尾处的最后一张绘画，是一张半裸的自我肖像，仿佛以袒露的自身面对不确定的时代和历史的漩涡。或许，我们都回到了“渔樵”，不断回归自身，调校位置，找寻自己期望的“渔樵”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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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段建宇：渔樵
Duan Jianyu: Yúqiáo
YDP，伦敦
展至2025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