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览现场，2026年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撰文 冯优
编辑 杨曜
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相比于主楼层人潮汹涌的波士顿美术馆印象主义特展，“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在底层展厅以低调但血红的标题构建了一重关于抗争的平行空间。就像在这座以法律和金融秩序为先的城市中，隐藏在城市肌理中的暗涌力量一直在对根深蒂固的权威体系作出微小却不懈的抗争。展览标题下方，参展艺术家之一多洛罗莎·西纳加（Dolorosa Sinaga）的青铜雕塑《我们会抗争》（We Will Fight ，2004/2025）静默而有力地破题：几位女性躯体紧密簇拥，重心前倾，仿佛在共同抵御一股不可见的强压 。这件最初回应印尼政府强制清拆贫民窟的作品，在此刻为整个展览定下了基调：一种源于彼此倚靠的集体韧性。正如策展人罗欣宜（Joleen Loh）所言，这种姿态并非单纯的苦难叙事，而是一种集体力量的生成方式——女性并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在共同经验之中逐渐形成抵抗与行动的能力。
王良吟，《Let’s Walk》，1999年
艺术家多洛罗莎·西纳加在工作室，图片来源：艺术家
艺术家伊梅尔达·卡希佩·恩达亚在工作室，摄影/Shaira Luna
艺术家尼尔玛拉·杜特在工作室
艺术家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在展厅，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由策展人林沁怡（Qinyi Lim）与罗欣宜共同策划。展览无意构建东南亚女性艺术史概述，转而采取更为聚焦的比较视角，深入展示五位生于40至50年代的东南亚先驱女性艺术家：王良吟（Amanda Heng，新加坡）、多洛罗莎·西纳加（印尼）、伊梅尔达·卡希佩·恩达亚（Imelda Cajipe Endaya，菲律宾）、尼尔玛拉·杜特（Nirmala Dutt，马来西亚）以及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Phaptawan Suwannakudt，泰国）的艺术与生命路径。展出作品大多来自国家美术馆馆藏，时间跨度从1960年代延伸至2000年代，而其中真正构成展览骨架的，是这些艺术家在80至90年代逐渐编织的社会网络、女性主义组织以及跨国交流，以此重新思考这些艺术家个体如何在各自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权力，并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表达。
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太阳的咒语》，2025-2026年，“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展览委任作品，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览现场，2026年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我的母亲曾是尼姑I》，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作品
展厅被划分为身体、政治参与与集体协作三个主题区，墙面分别饰以暖黄、深红与原木色调——似乎对应着关于沉思、愤怒与持续劳动的情绪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展览近一半的空间被信件、会议记录、章程、资助申请书及行动照片等档案材料占据，揭示艺术家如何建立组织、争取资源并维持合作。档案并非中性的记录，而同样是一种政治实践。通过保存这些带有亲密语气、修正痕迹的手写通讯，艺术家们有意无意地建立了一种可传递的知识结构。
推开展厅大门，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Phaptawan Suwannakudt）的委任作品《太阳的咒语》（The Sun’s Spell）构成了展览叙事的视觉起点。普塔万出身于泰国传统佛寺壁画世家，在这一长期由男性垄断、排斥女性参与的神圣领域，她以一种切入者的姿态，重新调配传统矿物颜料，通过近乎咒语般循环的图像结构，将宗教叙事转化为内向的心理空间 。这种突围在《我的母亲曾是尼姑I》（My Mother Was a Nun I）中变得更为私人化。作品绘制在用于寺庙壁画的麻布上，原本应承载神圣人物的位置，被母亲的形象所取代，而窄幅画面则隐约暗示着母亲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所处的有限空间。通过对宗教绘画形式与视觉逻辑的重新运用，帕普塔万使原本排斥女性主体的宗教图像体系出现了裂痕。
帕普塔万也是成立于1997年的跨国艺术平台Womanifesto的创始人之一，该平台为东南亚女性艺术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替代方案 。在缺乏官方支持之时，Womanifesto以友谊、包容与非等级制为运作基石，将众多分散在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的女性艺术实践个体缝合进一个全球性的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中。包括王良吟在内的众多在90年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东南亚女性艺术家都认为，正是这个团体促成了她们艺术实践与人脉网络的拓展。
多洛罗莎·西纳加，《Fear No Power》，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作品
图片来源：艺术家 ©Dolorosa Sinaga
作品贯穿整个展览的西纳加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与艺术教育者， 1983年从伦敦回到印尼后，她在雅加达艺术学院（IKJ）任教并最终担任院长职务。1990年代新秩序政权晚期的政治氛围成为她创作与行动的重要转折点——她开始明确地将雕塑视为一种公共发声的媒介，通过身体形象持续探讨历史记忆、社会不公与女性抗争。展览标题“Fear No Power”直接取自她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位嘴巴被封、身体被束缚的女性，依然保持着倔强的站立姿态，用以纪念“新秩序”时期被长期拘押的女性政治犯 。
对西纳加而言，政治实践并不仅仅发生在艺术领域。自90年代初，她便将家宅开放为庇护与讨论的空间。在新秩序政权对批判性言论实施严格管控的年代，她开始举办每月一次的“满月讨论会”，邀请艺术家、学者与活动家共同讨论艺术、文化与政治议题。2014年，这一聚会逐渐发展为“迦楼罗人民露台”（Beranda Rakyat Garuda）。艺术创作、政治讨论与日常生活在这里彼此交织：西纳加亲自接待来访者、主持讨论并烹饪餐食，吸引了艺术家、流亡者、电影人、学者等多方参与。通过这种持续的交流，一个跨越艺术与社会运动的网络逐渐形成，知识、经验与共同抗争得以在不同社群之间流动。正如在她的雕塑作品里，女性很少以孤立个体的形式出现，而是多以群体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身体彼此靠近，动作相互呼应，形成一种介于雕塑与行动之间的集体姿态。
伊梅尔达·卡希佩·恩达亚，《Woman Power_Stop Nuclear Plant》
图片来源：艺术家
这种从群体中生成力量的想象，也可见于菲律宾艺术家伊梅尔达·卡希佩·恩达亚的实践之中。她的绘画与装置常常以拼贴、文本与日常材料构成复杂的视觉层次，将女性劳动、迁移经验与社会不平等纳入图像之中。她于1987年发起的女性艺术团体KASIBULAN，正值马科斯政权瓦解、社会结构重组的关口 。团体刻意规避等级结构，从菲律宾殖民前社会中具有精神权威的女性角色“巴巴伊兰”（babaylan）中汲取灵感，试图在当代实践中恢复被压抑的本土知识与文化记忆 。
尼尔玛拉·杜特，《Anti-Nuclear Piece（Commenmoration of Hiroshima day》，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作品
尼尔玛拉·杜
特，《自画像》，1999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作品
与此同时，尼尔玛拉·杜特与王良吟的作品构成了一组关于抵抗物化的并置。自70年代起，杜特便以不妥协的姿态介入社会现实。当时马来西亚艺术界仍以抽象表现主义为主导，社会议题往往被排除在“纯艺术”之外。杜特对此提出质疑。她强调自己“首先是艺术家——而非女性艺术家或政治艺术家”，持续将战争、贫困与环境破坏纳入创作之中。无论是以摄影与新闻剪报拼贴而成的《陈述》系列，还是1999年在血红画面上写下“你们何时才会喊停！”的《自画像》，她通过图像与文字迫使观众面对现实的暴力与不公，使女性主体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化为向世界发出质问的声音。而王良吟的实践则揭示另一种更隐蔽的物化机制——女性劳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在2003年的项目《家政服务》（Home Service）中，她通过真实的家务劳动换取反思性对话，促使公众重新审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展览重现了当时的服务记录、交流互动以及宣传物料。受Womanifesto启发，她在1999年创立了新加坡首个女性艺术团体Women in the Arts Singapore（WITAS），并通过不正式注册，规避主席、会计、秘书及委员等传统层级架构的干预。
王良吟，《She and Her Dishcover》（细节）
图片来源：艺术家 ©Amanda Heng
王良吟，Twardzik Ching Chor Leng与Vincent Twardzik Ching，《家政服务》
图片来源：艺术家 ©Amanda Heng
而当档案进入国家美术馆，其形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 。原本流动的行动网络被置于玻璃柜中，转化为被观看的历史 。这种转变催生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展览在确立女性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可能将原本极具政治锋芒的行动消解为一种安全的文化叙事。在当下新加坡语境中，这种张力尤为显著 。近年来，已经屈指可数的本地独立空间逐一关闭，文化生产向机构内部集中，阶级差异与参与门槛也日益凸显 。例如 2022 年新加坡废除同性有罪化的刑法第 377A 条虽是进步，但随后新增的宪法第156条却通过制度手段封闭了挑战婚姻定义的法律路径。这些变化使得某些社会议题在本地法律结构中被提前封闭，也使公共组织与社会行动的空间更加受限。在此背景下，KASIBULAN的集体创作或 Womanifesto 曾每年举办的交流旅行，既令人鼓舞，又带着某种不真实的距离感，仿佛来自一个社会行动仍然能够通过非正式网络不断扩散的时代。
“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览现场，2026年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因此，这个展览真正能为今天的观众所用的或许并非这些艺术家曾经做了什么，而是指向今天的行动能力能够在哪里被培养？那些关乎组织、动员、研究与共学的能量，在今天应如何转化？它们是否仍然集中在少数“勇敢的面孔”身上，还是能够通过日常实践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传播？从展览中的档案来看，这些艺术家的力量很少依赖个人魅力，而更多来自长期的共同学习。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实践构成了一种激进教育学（militant pedagogy），一种关于如何组织、协作与持续行动的知识体系。行动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戏剧性的政治时刻，而是一种逐渐被吸收进日常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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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
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新加坡
展至202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