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辉映上海，在浦东美术馆细数“西班牙往事”
Jun 03, 2024
姚佳南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劫掠希波达墨娅》（1636-1637），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上海，2024年
“如果存在一种西班牙绘画的精神，我理解是更多画家感性的精神，体现在画面现场的冒险，画布前自然流露的天才般的绘画魅力，包含一种工匠般的能力。用笔用色、画面浓淡松紧的控制，都被保留在画面清晰可见的笔触痕迹里，百年后仍呼之欲出……”艺术家蔡国强曾经这样说过。十余年前，为了探寻“绘画的精神”，蔡国强追随西班牙文艺复兴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足迹，从其出生的希腊克里特岛，直到其逝去的西班牙托雷多古城。2017年，展览“绘画的精神——蔡国强在普拉多”在西班牙普拉多国家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下文简称“普拉多博物馆”）开幕，蔡国强在博物馆“万国大厅”现场爆破的18米长压轴作《绘画的精神》（The Spirit of Painting）是其在普拉多博物馆进行了两年绘画研究的结晶，提香、格列柯、委拉斯凯兹、鲁本斯和戈雅作品中的绘画性在“点火、爆炸和灭火”的冒险中，留下了跨越时间的印记。
蔡国强，《绘画的精神》（2017），“蔡国强：远行与归来”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1年，摄影/顾剑亨，图片由蔡工作室提供
在浦东美术馆2021年的开馆展“蔡国强：远行与归来”的“对话巴洛克艺术与西班牙黄金时代”章节，《绘画的精神》与《昼夜托雷多》《画格列柯“使徒”系列之三》《画鲁本斯<月神与公羊人>》等一系列其研究普拉多博物馆绘画收藏的作品集体展出，成为了两座艺术机构艺术上的交汇点，也成为了两者间合作的起始点。如果说蔡国强的火药创作是西班牙绘画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的显现与回声，那么正在浦东美术馆呈现的展览“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便是追寻西班牙绘画精神本源的一次可贵机遇。在美术馆一楼及三楼的展览空间内，70件普拉多博物馆油画藏品以“西班牙领土上的贵族、资产阶级和王室”“奇特的人物：俳优”“西班牙宫廷庆典”“日常生活中的神圣图像”“波旁王朝与新政权”“神话秘室”“思想与精神”“日常物品之美：静物”“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发现新的观看之道”十个主题单元以及一个聚焦单元“普拉多的《蒙娜丽莎》”追踪了自16世纪查理五世（Charles V）时期起至20时世纪初西班牙五百年历史的重要篇章和欧洲艺术发展的关键历程。
（从左至右）埃尔·格列柯及其工作室，《传道者圣约翰》（1605），布面油画；埃尔·格列柯，《抱十字架的耶稣》（约1600-1605），布面油画；保罗·委罗内塞，《以撒的献祭》（约1585-1588），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上海，2024年
位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是西班牙最大的博物馆，成立于1819年，最早由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下令修建，拥有从12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藏品。普拉多博物馆藏品的独特性主要来自于16-17世纪西班牙王室的收藏品味，查理五世推崇威尼斯画派，因此，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威尼斯画派画家的作品构成了西班牙王室收藏初始的核心，费利佩二世（Felipe II）则喜爱15世纪以博斯为代表的早期尼德兰绘画画家，费利佩四世（Felipe IV）执政时期，鲁本斯、委拉斯开兹、凡·代克等一批佛兰德斯画家受王室委托创作作品，亦有胡塞佩·德·里贝拉、普桑等游历、定居于意大利和法国等国的画家，拉斐尔、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作品也在其在位期间被纳入了西班牙王室收藏。因此，普拉多博物馆被称作“画家的博物馆”，“因为这里的艺术家作品以最高级别的方式呈现，例如，博斯、提香、埃尔·格列柯、鲁本斯、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的作品最多，其中一些画家的作品超过 100 件。”普拉多博物馆馆长米格尔·法洛米尔（Miguel Falomir）如此说道。
彼得·保罗·鲁本斯，《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约1630-1640），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今天的西班牙是一个小国，但在几个世纪前，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法洛米尔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说到，“普拉多博物馆可能是与历史联系最紧密的博物馆之一，通过艺术作品来向中国观众介绍西班牙的历史对于普拉多博物馆而言，是一条合适的路径。”在展览入口处，策展团队设置了一面时间轴展墙，将15世纪至20世纪初西班牙历史、欧洲艺术史重要节点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进程对照展示，在展前将作品所涉及的时间区间明晰地介绍给观众，从这面展墙中亦可以读出不同时期与流派的画家如何与历任西班牙统治者合作，例如1530年，提香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为查理五世绘制了首幅肖像画《查理五世和狗》（Emperor Charles V with a Dog），委拉斯开兹在费利佩四世执政期间为宫廷成员创作其代表作《宫娥》（Las Meninas，1656），1775年戈雅抵达马德里，为皇家挂毯厂设计图样，等等。展览的十个篇章也回应了西班牙王朝更迭史与王位传承，以及王室、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例如委拉斯开兹的《穿猎装的费利佩四世》，以及鲁本斯创作于1630-1640年期间的《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描绘了“征服突尼斯”系列挂毯中《拉达行军》上的查理五世（即费利佩二世）肖像，而马背上身着铠甲的形象也在此后成为了西班牙王室的典范。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阳伞》，1777年，布面油画，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
总体而言，“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所展出的70件油画作品呈现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线索，以王室收藏为核心的馆藏在三楼展厅的十个篇章内，以人物、宗教、静物与风俗为各自的主题，从多个维度刻画了16至20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发展以及绘画风格的变迁。其中，“神话秘室”和“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表现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的特殊之处：在西班牙王室收藏中，人体画的展出一直受限，普拉多博物馆设置了一个被称为“秘室”的空间，用于展出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画派艺术家的人体画创作，此篇章呈现了“秘室”的数幅标志性作品，包括提香创作于1555年左右的《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创作于1636至1637年间的《劫夺希波达墨亚》等；而“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则指向了西班牙绘画艺术从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历程，处在展厅焦点位置的戈雅的《阳伞》展现了戈雅艺术成熟期的光影和色彩处理技巧，并且着力展现画面中人物的性格。
聚焦单元“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上海，2024年
位于一楼的聚焦单元“普拉多的《蒙娜丽莎》”讲述了普拉多博物馆所藏的《蒙娜丽莎》在2011年修复之前、修复期间及修复之后的历史，以一系列展厅摄影原作、复制品与动画呈现了《蒙娜丽莎》“在博物馆各个时期、不同展示方案中的展示情况”，同时，该展厅也呈现了普拉多博物馆对该画作的修复与研究工作。展厅其中一面展墙所展示的由胡安·安东尼奥·阿隆索·德尔·坎托（Juan Antonio Alonso del Canto）于18世纪末绘制的该幅作品的素描、让·洛朗（Jean Laurent）和胡安娜·罗伊格·比利亚隆加（Juana Roig Villalonga）分别拍摄于1871年前后和1915年左右的照片揭示了这幅《蒙娜丽莎》在普拉多博物馆各个时期的鉴定情况，自18世纪末以来，该幅作品被反复鉴定为达·芬奇的原作或复制品，最终在2011年馆方的修复与研究之后，被认定为是“达·芬奇工作室”之作，此次在浦东美术馆的展出是该画作第二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此前仅在2011年借展于法国卢浮宫。“普拉多的《蒙娜丽莎》是达·芬奇《蒙娜丽莎》现存的最古老的复制品，根据当时参观者参观达·芬奇工作室的记录，达·芬奇在作画时，他的助手会同时对画作进行复制，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就是这种情况，它是最接近达·芬奇原作的作品。这幅作品很有可能是达·芬奇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弗朗西斯科·梅尔齐（Francesco Melzi）完成的，在16世纪后期传入西班牙，后被费利佩四世收藏，但在18世纪，整幅画作的风景背景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对画作进行了X射线成像研究和红外反射成像分析，发现黑色背景下所隐藏的风景与《蒙娜丽莎》原作高度接近，因此，我们决定移除表面的黑色背景，2012年我们发布了研究成果之后获得了巨大的轰动，从此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就成为了博物馆最受欢迎的画作之一。”法洛米尔说到。
普拉多博物馆与中国艺术机构的展览合作可以上推至2007年。“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曾于2007年6月与9月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开幕，以时间和画派为线索，展示了提香、丁托列托、格列柯、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戈雅等画家的52件作品，在浦东美术馆“光辉时代”展览中所展出的提香的《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戈雅的《阳伞》都曾在2007年的展览中为中国观众所识。“重要的是展现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价值，我们在策划这个展览时当然想到了在2007年带到中国的那些画作，以尽可能地避免重复，而去探索和展现普拉多收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法洛米尔说道。
提香，《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约1555），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上海，2024年
“光辉时代”的展览“缘起”则是2021年末在上海龙华中路地铁站1号口的展览“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所呈现的29件作品均按真实尺寸复制，包括在此次“光辉时代”中所展出的达·芬奇工作室的《蒙娜丽莎》、戈雅的《阳伞》、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维勒（Marinus van Reymerswale）的《税吏与他的妻子》（又名《兑币商和妻子》）以及克拉拉·佩特斯（Clara Peeters）的《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地铁遇见普拉多”的复制品展览模式来自普拉多博物馆在大流行期间于马德里街头所呈现的“近在咫尺”（A la vuelta de la esquina）项目，是普拉多博物馆在特殊时期所进行的公共项目，旨在“改变市民的日常生活，并邀请观众来到博物馆参观”。复制品展览的模式也推动了海外观众对普拉多博物馆及其藏品的兴趣。被问及此次与浦东美术馆合作的筹备时间，法洛米尔说，“在大流行之前，我们就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会谈，这是一个筹备时间很长的展览。两年多前，我们在上海的地铁站内展示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的一些复制品，那时我们就已经在与浦东美术馆讨论展览事宜了。浦东美术馆意识到，这些复制品吸引了上海公众的关注，想在展览中展出部分复制品的原作。”
埃尔·格列柯，《年轻绅士肖像》，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克拉拉·佩特斯，《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约1611年，木板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光辉时代”是普拉多博物馆为浦东美术馆“量身打造”的展览，其中16件作品首次离开西班牙，超半数作品首次在亚洲地区展出，除戈雅、委拉斯开兹、提香、鲁本斯等在艺术史中拥有卓著地位的画家，也有苏巴朗、牟里罗、里贝拉这些对中国观众而言相对陌生的艺术家，在被问及如何让观众认识这些他们不了解的艺术家，又如何让他们对他们较为熟悉的艺术家产生新的认识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佩德罗·J·马丁内斯·普拉萨（Pedro J. Martinez Plaza）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说，“在画作的展签中，我希望能够尽可能详细地对画作进行阐释，通过对部分画作细节的放大，我们希望中国观众可以尽可能地理解画作的意义与主题。”此外，强调展览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佩德罗在策展中所考虑的问题，“我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展出作品与中国的对话，而这也是我策展的目标，例如在克拉拉·佩特斯的作品中，有一个克拉克瓷盘，它有可能是明朝外销到西班牙的瓷器。”海外的重要博物馆往往拥有一个独立的巡展团队来负责海外巡展，普拉多博物馆亦是如此，而亚洲则是博物馆打算继续开拓的地域。“我们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由于语言上的联系，我们在拉丁美洲尤其活跃，”法洛米尔说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泰国举办过巡展，韩国也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法洛米尔在采访中表示，此次展览“是一次愉悦的合作”，普拉多博物馆已在与浦东美术馆讨论后续的展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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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浦东美术馆
在资金与规模收缩的境遇下，二十年累积的经验与艺术交流网络，或许是广东时代美术馆得以重启出发最为重要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