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你可以随意使用各种‘主义’，但我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它们时兴时衰。而真正得以留存下来、经久不衰的，只是建筑而已。属于那个时代的建筑。”
——贝聿铭，选自《第一人称单数：贝聿铭》[1]
玳瑁色圆框眼镜、优雅熨贴的西服、几乎不带棱角的面部线条和温厚的笑容，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一次次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他始终得体的着装和待人接物中，人们读出贝氏“人生如建筑”的精神底色。他在谈到对于建筑价值的衡量时曾说：“一件艺术品、一个建筑，需要时间来对它作出最终的评判。” [2]
这种对于“历久”的执着并不意味着他希望以建筑树立永恒的纪念碑，贝聿铭的设计的重音总是落在“人”之上。从巴黎、华盛顿到多哈、滋贺县，这位建筑师与他的作品与落脚的地方对话，他塑造的空间以包容的姿态在漫长时间里迎接一代又一代访客。为了应对世界各地项目变化的需求，他总是会想出新的方法——形式、材料、技术—— “他可以自信地进入每一个项目，同时以充分的好奇心去学习。正是这种独特的、谦卑与自信共存的姿态令他的每个作品都很不同。” 此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说道。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然而，贝聿铭的建筑也不止是贝聿铭的建筑。在每个项目成型的背后，来自委托方、工作团队及合作方、公众以及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网络的力量，共同塑造着这些建筑的形态、面貌与精神气质。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香港M+联合主办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览正是希望通过剖开具体的案例，展开重重交错的创作与合作关系、以及贯穿建筑师一生的创造之旅。展览沿六个章节“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地产和城市再开发”、“艺术与公共建筑”、“权力、政治与赞助者”、“材料与结构创新”及“以设计重释历史”展开，试图从多个切面还原贝聿铭建筑地基下的复杂根系，看见项目背后的历史趋势与偶然因素，也看见建筑师身处其中的变与不变。
香港中银大厦及其周边建筑群模型，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前：美秀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礼堂模型；后：徐冰，《背后的故事3》，2006年；“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传统与现代之间：
贝氏建筑的精神与审美起点
贝聿铭于1917年出生于望族家庭，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国银行香港总经理，叔祖父贝润生曾是苏州名园狮子林的园主。在贝聿铭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他曾在香港、上海、苏州三地常住。彼时，三座城市的建筑语汇带给贝聿铭纷繁复杂的空间经验。在上海，装饰艺术（Art Deco）建筑遍布租界，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更是占据了城市的天际高点，引起了贝聿铭早期对于建筑的兴趣。而在苏州成长的经历，则使得园林与其背后的文化与审美脉络成为贝聿铭建筑生涯的重要根系之一。在西方现代建筑带来的新视野与传统文化的浸润之间，贝聿铭始终在思考现代与传统语境的关系。
“（贝聿铭曾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园里飞檐翘角的‘大屋顶’是当时的美国建筑师诠释中国建筑传统的一个例子，但贝先生曾在采访中提到，他不会为新中国设计这种建筑。他说，建筑中的传统文化不一定是被看见的，而是在空间中体验的。” 王蕾说道。在其于哈佛大学就读建筑学硕士的硕士论文中，贝聿铭提出了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未建成）的设计方案，曾获得其导师包豪斯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赞誉。此项目中，现代主义式的结构简洁方正的展厅交织错落地围绕在中式庭院周围，庭院中央的茶亭将室内的展览空间与室外的自然景观连接起来，使人们得以在行走之间体验自然与人文的相互映照。“当我去过狮子林之后，才切身地了解了贝聿铭是如何在对空间性的调度中做到了以文化为本——在移步换景之间，空间逐渐展开。”王蕾在聊到此项目时说道。
贝聿铭在狮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桥上，约1930年代。由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提供。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在贝聿铭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在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地调度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在位于台中大肚山山麓的东海大学中，一条文理大道作为主轴贯穿主校园空间，中心的庭院树木葱郁，质朴的斜屋顶建筑群将其围绕，保留了当地环境的静谧秀美。北京香山饭店坐落于昔日的皇家猎场，有着诸多珍稀树种。通过古典园林式的设计，贝聿铭使得坐落此处多年的古木与酒店空间融合共生。其晚年设计的美秀美术馆被日本滋贺县信乐地区的群山环抱。要进入美术馆，访客需要先走过花树夹岸的步道，穿过蜿蜒的隧道，由洞口之光引领步上吊桥，在辽阔的天际和山林之间走向美术馆的入口。此项目的赞助人小山美秀子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向她和她女儿写去的信中，贝聿铭附上了《桃花源记》原文以阐释自己的设计理念，双方一拍即合。
香山饭店，“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为香山饭店场地规划和景观设计而准备的树木种类记录，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王蕾回忆此项目时，她提到，贝聿铭对《桃花源记》的引用并非一种自恋式的对传统的征引：“小山美秀子所创立的神慈秀明会信仰‘美的世界’，这意味着他们设立的美秀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一个艺术的‘圣殿’，抵达圣殿之路应当带给人一种启蒙（enlightenment）的体验。贝聿铭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提出‘桃花源记’的概念。他并非要刻意在项目中包含中国传统，而是他恰恰能以此回应甲方的需求。所以我会说，他总是非常适当地将传统与现代的需要进行融合。”在此，“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空间体验造就的不止感官的愉悦，亦是通过召唤一种共通的审美语境，创造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精神旅程，以契合赞助方神慈秀明会建立美术馆的宗旨。
美秀美术馆 © Miho Museum，图片来自网络
从美秀美术馆（1991–1997）大堂看出去的景色，可见最左边的是“天使之喜”钟塔顶部，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在现实的动态关系中博弈，
作为“游说者”的建筑师
贝聿铭在美秀美术馆项目中展现出的对于馆方需要的深刻理解与巧妙的沟通方式揭示了他在建筑职涯中不断磨练的重要素养，即与不同利害相关方沟通、协商甚至博弈的能力。“他是一位非常高效的协调者（mediator）。”王蕾说道。而这种说服和斡旋的能力离不开他自哈佛毕业后在美国地产开发公司韦伯奈普（Webb and Knapp）工作的经历。
作为一位颇受关注的建筑新星，贝聿铭进入商业地产公司的选择曾在业界受到争议。的确，韦伯奈普公司承接的许多城市更新项目因其规模庞大、涉及利害方众多，给了建筑师诸多限制。例如，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都市重建项目中，贝聿铭曾提出重建贫困社区的住宅建筑和商业设施，修建新的铁路与高速公路，让曾经被分隔的平民社区和华盛顿的文化购物中心和国家广场连接起来。这个理想化的项目最终因为政府的官僚作风等因素一再延迟，最终未能完成。“然而，正是在这些项目中，他获得了一种对城市规划的敏感，懂得了如何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谈判。”王蕾在谈及此项目时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他离开韦伯奈普后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放在这个章节中。”
电影《纵横四海》曾于香港中银大厦取景；图中：电影《纵横四海》画面；图右：中银大厦相关文献资料；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中银大厦，摄影 © John Nye，图片来自网络
香港中银大厦是贝聿铭在亚洲颇有标志性的设计项目，因其独特的置于外墙的交叉支撑结构而闻名，但贝聿铭对于这一项目的把握不仅在于创新的结构和技术。作为中银香港总部的中银大厦选址于金钟花园道，原本的四方形地皮既不面海，也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中环联系不紧密。出于对中银大厦建筑功能与意义的考虑，贝聿铭与政府就选址进行了谈判，希望在原本的土地基础上增加三角形的地皮，表示会由中银方进行管理——扩充后的地皮给予了建筑师空间，让中银大厦与中环区有更加明显的对话。此外，因为中银大厦正面临高速公路，贝聿铭又协商将大厦后方的停车场与一环形车道衔接，使得客人可以在大厦门口下车。“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细节，但直接联系到一个建筑最终的魅力。”王蕾说道。而贝聿铭的亲力亲为让人们看到建筑师在理念、设计外的另一面：为了每一处细节的落实，与委托人、外部相关方进行的沟通与争取。
除了中银大厦，展览还讲述了贝聿铭在诸多项目中为了达到理想的建筑品质而进行“游说”的经历：香山饭店项目中，为了将云南石林的巨石运到北京，他特意在一个官方宴会上找到一位相关政府官员，说服他协助运来石头；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中，贝聿铭说服石匠将大理石切割出尖锐的切角，以实现线条利落、棱角分明的设计。在回顾此事时，贝聿铭笑着回忆自己如何消解石匠的“退堂鼓”：“你需要表示对他们意见的同意，同时说‘但我还是想要试一试’，他们会说，‘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接着他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3]
展览现场陈列着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采用的田纳西粉红大理石，“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这些案例中展现出的谈判智慧与协调能力背后，贯穿着贝聿铭对方案概念和项目标准的坚持。贝聿铭标志性的谦和笑容，常常让人忘却这位建筑大师在坚持原则时所承受的重重压力。外界压力带来的挑战在法国卢浮宫现代化改造项目中达到顶峰。1981年，贝聿铭受到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邀请主持卢浮宫博物馆改造计划。为了整合卢浮宫建筑群，贝聿铭提出将当时法国财政部仍在使用的黎塞留馆纳入博物馆空间，以实现整个U型建筑群的完整统一。这意味着要说服财政部，也就是此项目的拨款方，搬离现有办公地。此外，为了有效地连接各展厅与地铁站、商店等功能空间，他提出将在拿破仑庭院中央挖出两层的地下空间，并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以创造一个中心交汇点。此大刀阔斧的改造提案曾引起法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媒体将其设计的卢浮宫比作古埃及墓室，亦有人嘲讽贝聿铭的设计带来了“美式商业化和迪士尼化”。贝聿铭曾在采访中坦言：“1984 年初，针对我和该项目的批评是那样激烈，以至于单凭我个人已经无法应对。”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 Louvre Museum，图片来自网络
贝聿铭与彼时的法国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一同检视卢浮宫金字塔的玻璃样品，1987年。由Marc Riboud拍摄。
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总统密特朗和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强力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密特朗曾于1983年致信给贝聿铭，敦促他坚持完成金字塔的设计，并在任期接近尾声时赋予贝聿铭执行此项目的完全控制权，以便绕开官僚程序。巴黎市长希拉克则提出让贝聿铭制作1:1金字塔模型以争取民意，这次模型的实地展示为贝聿铭赢得了舆论的大转向。在贝聿铭回忆此项目时，曾说道：“我必须承认，它（卢浮宫改造计划）的落成也是莫大的幸运。1983年，我刚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这里。当时的特殊情境和机缘是促成我参与这项历史性事业的关键因素。”
“从时代、地方与实际问题中找寻原创性”
贝聿铭的变与不变
在今日的卢浮宫博物馆，市民与各地访客如织，在这里穿梭或是闲逛上一整个午后。贝聿铭的设计使得卢浮宫的庭院广场成为了杜乐丽花园、塞纳河岸之间的一个交叉路口，将美术馆与更广阔的城市公共生活连接在了一起。“在设计卢浮宫项目时，贝先生提出要在博物馆内引入商店、将卢浮宫与地铁系统相联，考虑的更多是塑造卢浮宫的公共性（publicness），让这个博物馆拥有长久的活力，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王蕾说道。
公共性始终是贝聿铭建筑设计中的一个关键词。如何在实现建筑的功能之外开辟一个人与人能够驻足、交流、彼此看见的空间？这在今日的公共建筑讨论中已经稀松平常，但在贝聿铭接手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的60年代却并非如此。“60 年代的博物馆设计并不太重视公共性。在大多数博物馆里，参观者一进入馆内就要马上买票，然后进入展厅。而在贝聿铭设计的国家美术馆东馆中， 观众买票进场后会先进入一个充满自然光的大厅，在那里人们能看到对方、看到艺术品，还能望见这个建筑中不同的楼层，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展现。这是一种公共的景观。” 王蕾谈道，“我想，这样的思路来自他早期在美国设计购物中心的经验。”
从苏州、上海赴往美国，再从纽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贝聿铭的职业足迹分布之广、跨文化经验之丰富，鲜少有华人建筑师能抵达。对此，王蕾回应道：“你讲到贝先生身上全球化和跨文化经验的复杂性，我认为，从他身上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在首个展厅的引言中：‘我不觉得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I don’t think I shall feel strange in a strange land）。’这句话用英文写成，却是一句很‘中国’的表达。他始终保留自己的文化根基，可依然乐于进入与他不一样的人的世界。”
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摄影：穆罕默德·萨姆吉。M+委约拍摄，2021年。© Mohamed Somji
在贝聿铭身上，来处与停靠的站点给予他的遗产成为了他的宝贵养料，却不曾阻碍他在每个新的地方“腾空”自己，设计出具体、特定的方案。在其晚年设计的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项目中，他以建筑回应历史悠久而又包含复杂的地域多元性的伊斯兰艺术传统。为了深入这片陌生的文化土壤，他花了约半年时间考察欧洲、南亚、中东、北非等多地的伊斯兰风格建筑，最后，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给了他启发。这座寺庙的多层次几何穹顶由八角形逐渐过渡到正方形与圆形，其简洁的几何秩序既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又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语言，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贝聿铭在他晚年的采访中说道：“风格上的独创并非我的追求，我认为应当从时代、地方与实际问题中找寻原创性。”
在展现为贝聿铭赢得盛名的诸多项目之外，展览“人生如建筑”对于成为“大师”之前的贝聿铭的讲述尤为细腻动人。通过复现贝聿铭1935年由上海赴旧金山时的照片以及他与家人通信的信函，展览描绘出一个独自在异乡探索志业的青年的身影。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毕业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完成于1946年。在这十年之间，贝聿铭经历了时局的剧烈变迁。而他仍在自己的建筑蓝图中进行着前人未有的构想，回应现代生活，也回应故土传统。
从1940年代的美国东海岸到今日的上海，贝聿铭所面对的环境不确定性与当下的时代形成了共振，而他在变动中对建筑之意义的求索、热忱以及在诸多现实变量中达成理想作品的能力，或许是今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内如潮的观众在观看此展览时受到感动的原因。在迷雾笼罩的时代，建筑师是否还能通过塑造空间提出对现在与未来的想象？这或许是贝聿铭的人生与建筑抛给此时此地的我们的问题。
[1] 《第一人称单数：贝聿铭》, 彼得·罗森导演，PBS Distribution，1997年；
[2] 同上；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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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展至2025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