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与艾瑞卡·科斯塔马奈（Enrica Costamagna）
翻译 黄铮
在2025年的欧洲艺术界，身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经济动荡及增长放缓以及从全球化向本土及区域利益倾斜的转向，使得近年诸多既定认知都面临质疑。艺术界绝非悬浮于这个“新世界”法则之上的孤岛。
若要理解中国艺术从业者如何锚定自身在这个“新”欧洲的定位，柏林或许是最具观察价值的欧洲城市，尤其是在画廊周期间。自八十年代以来，柏林始终是中国艺术家向往的应许之地，当时的一代人受奖学金和驻留项目吸引来此。北京艺术家谭平曾获DAAD奖学金，师从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他回忆八十年代柏林有五分之四的画廊都在展示抽象艺术。我们亦邀请艺术家秦玉芬分享她的八十年代记忆。“我们参与的驻留项目DAAD自1960年代起，便持续邀请全球顶尖艺术家、电影人、音乐家和作家来柏林生活创作。尽管当时的柏林仍是被柏林墙环绕的孤岛，却已举办极具实验性的当代艺术展览，保持着活跃的艺术氛围。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与白南准都是柏林的常客。那时的西柏林聚集着众多活跃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激浪派艺术家，还有电子音乐、实验戏剧……正如柏林前市长所言：‘柏林贫穷，但是性感’。”
新一代中国艺术家持续涌入柏林，此中吸引力不仅来自德国政府支持、低廉的艺术院校学费，更源于这座城市的廉价租金以及作为生活方式与文化实验“开放之地”的声誉。当我们从伦敦飞往柏林参加画廊周时，在长达九十分钟的入境队伍中，遇到一位在柏林的数字公司供职三年的巴基斯坦人。他告诉我们柏林具有双重面貌——白昼与黑夜截然不同。他的语气混杂着敬畏与困惑。柏林传奇的俱乐部文化依然生机勃勃，至少对这位市民而言正是如此，尽管租金上涨、士绅化与商业化正威胁着这种生态。
由艺术家Diana Pfammatter拍摄的艺术家工作室系列《Artist Studio/Install》，图为艺术家陈丽同（Leelee Chan）在柏林工作室，2025年，©Diana Pfammatter
户尔空间柏林空间展览“孤立的身体，等待触碰 Isolated bodies, waiting for a touch”现场，2025年
图片来源：户尔空间
我们飞抵的正是这个“新柏林世界”，尽管仅停留三十小时。除安排与中国艺术家、画廊主面对面交流外，启程前已在线上访谈了多位从业者。申根签证系统允许中国艺术从业者在欧盟国家自由流动。我们反复听到“流动社会”这一表述——NADAN画廊主陈丹尤其强调——用以描述中国艺术群体与柏林的关系。正在柏林艺术大学攻读硕士的梁真如同时任教于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候鸟空间创始人卢玫十四年前从荷兰移居柏林，现正考虑转战伦敦。卢玫透露，她认识的某些常驻柏林的中国艺术家正在回流，他们认为至少在中国有更多品牌合作机会。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从业者则持相反观点，称中国艺术家正在离开故土涌向欧洲。或许两种叙事皆成立。
用艺术界行话来说，全球艺术市场正经历“调整期”，这意味着交易放缓，天价高端艺术品价格骤降，画廊接连关门，不过中低价位艺术品销量有所攀升。某种程度上，相较于科隆等艺术市场重镇，这些波动对从未成为交易中心的柏林影响较小。某位柏林画廊主对我们调侃道柏林根本没有藏家群体。
候鸟空间展览海报
本届柏林画廊周官方名单包含52家画廊，但在北京和柏林都拥有空间的户尔画廊创始人花笑婵告诉我们，户尔是名单中唯一有亚洲背景的画廊。这并非意味着柏林没有其他中国背景的画廊，候鸟空间与NADAN便是另两家。
作为一个标志性现象的是，我们访谈的中国背景画廊中，仅有一家正在展出中国艺术家作品，且是作为主题群展的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家确实存在于这些画廊的代理名单，但他们的目标是呈现全球艺术家。此举无可厚非——中国艺术正在融入当代艺术的全球叙事。但另一现实是，欧洲对“中国”这一分类持更审慎态度。驻柏林艺术家aaajiao曾联合六位发起人成立柏林亚洲艺术家协会，最终因复杂性（包括政治分歧）导致创始成员全部退出。
十年甚至十五年前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彼时中国崛起，中国艺术成为全球风尚，拍卖行争相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在苏富比伦敦拍场大放异彩”，纽约媒体《Jing Daily》在2013年以此为题撰写头条。艺术家秦玉芬清醒地回忆：“中国符号与艺术市场曾为德国带来短暂的中国艺术热潮。”她对热潮消退并无惋惜。
如今，随着拍卖行与画廊不再着力强调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似乎只有政府机构仍在坚守此类标签，近期蓬皮杜展览“目：中国境象”（目Chine,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artistes）即为佐证，其中参展者aaajiao作品已被该馆收藏。这场中法政府级文化交流的官方活动，由香奈儿提供了特别支持。
段亚峰，《OT-Nr.27》，2023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与柏林的中国艺术家交谈时，他们更愿探讨艺术本身而非身份标签。抽象艺术家段亚峰自2009年定居柏林，她回忆当年向央美教授咨询留学去向时，得到的建议是“巴黎或柏林”。2004年她通过法德大使馆比较后选择德国，五年后移居柏林至今。她认为德国对艺术的思考更深刻，且教育成本低廉。这位在瑞士、德国、中国和新西兰多地办展的艺术家，即将在唐人艺术中心香港空间举办个展。她始终强调自己拒绝被拿来与其他艺术家比较，“我走了我自己的路。”
柏林画廊周期间户尔空间的艺术家阵容颇值得玩味，他们展出了定居柏林的伊朗酷儿组合提尔达德·哈谢米（Tirdad Hashemi）与苏菲亚·埃尔法尼安（Soufia Erfanian），以及另一位定居柏林的伊朗艺术家玛萨·萨卢尔（Mahsa Saloor）的联展；NADAN画廊呈现驻柏林韩裔艺术家南信伍（Shinoh Nam）的雕塑（价格区间1500-28000欧元）；候鸟空间则以“五行”与“无”为概念策划了中欧艺术家跨文化对话展。
耐人寻味的是，承担跨文化展览的竟是商业画廊——汉堡火车站美术馆正举办捷克艺术家克拉拉·霍斯内德洛娃（Klára Hosnedová）个展（由香奈儿文化基金委托创作），新国家美术馆推出小野洋子特展。对需要靠门票收入弥补拨款缩减的公立机构而言，个展比跨文化项目更具吸引力。另一现实是，多数西方策展人对中国或亚洲现当代艺术史缺乏了解，策划跨文化展览难度较大。花笑婵坦言，若不通中文，获取中国当代艺术资讯并非易事。中国艺术界近期热议的没顶画廊事件，在西方媒体竟无迹可寻。
孙一钿，《精品》，2024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施博尔画廊
在当前形势下，拥有中德双空间的画廊重要性愈加凸显。花笑婵（其画廊出售作品价格区间5000-35000欧元）表示，两地空间共享艺术家名单，但会根据区位策划不同展览。她提及北京存在支持性少数群体的社群网络。这位北京出生的画廊主坦言，身处同为北方都会的柏林令她感到亲切，“两座首都都带着粗粝质感”，她说这话带着褒义。柏林吸引她的另一特质是“属于艺术家的城市”（而非艺术市场），作为曾是科班出身的艺术从业者，她欣赏这种气质。她并不掩饰作为柏林画廊华人女性合伙人（其合作伙伴为德裔）的艰辛，她曾遭遇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某次向柏林艺术人士介绍自己与两位德国同事时，对方竟询问画廊主人在哪里，中国年轻女性拥有一家德国画廊显然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当然，关注中国艺术的并非仅有中国背景对的画廊。施博尔画廊（Esther Schipper）在柏林画廊周同期推出孙一钿与梅里科凯布·贝尔哈努（Merikokeb Berhanu）双个展（孙一钿选择不公开价格区间）。这是该画廊为孙一钿举办的第三次个展，此前展览落地巴黎与柏林。值得注意的是孙一钿展厅内中国观众占绝大多数。欧洲观众或许仅视其绘画为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当代变体，但艺术家本人强调，任何中国观者都能领会其画中鞋履幻化为鱼的意象——这既隐喻其家乡温州的制鞋产业，又指涉对经典设计鞋款的精仿（鞋上写有“jingpin”标志）。何为真？何为仿？
作为柏林的到访者，孙一钿礼节性称赞这座城市的野性与开放。而她画作中的野性，正通过画面内容与刻意扁平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得以间接释放。孙一钿即将返京，我们也将回到伦敦。家与归属感是这个时代的集体困惑——对柏林的中国艺术从业者或许尤甚。
艺术家潘凤田（Phung TIen Phan）在Schiefe Zähne举办的展览“无性格”现场，2025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与Schiefe Zähne画廊
在与出生于德国的越南裔艺术家潘凤田（Phung-Tien Phan）的交谈中，我们对柏林的中国艺术界从业者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她在Schiefe Zähne空间举办了个展“Kein Character”，作品价格4000至9000欧元，两件作品被即将开馆的曼谷大型美术馆Dib Bangkok收藏。其作品以戏谑手法将毛绒恐龙置入不同场景，温和解构恐龙象征的男性气概。这位出生并一直居住于埃森的艺术家自称“德国+”，坦言思维中存在着双重过滤机制，这构成了她独特视觉语言的根基。
柏林的中国艺术从业者同样具备双重视野，却难以找到确切术语描述这种视角。“离散”这一传统概念并不适用于此，毕竟他们常往返于中德之间。“跨国性”是当下学界通行术语，梁真如便采用此表述。在aaajiao的寓所访谈时，身份认同成为焦点话题。他提及柏林约有2万华人（学生数量统计向来模糊），对于近四百万人口的城市而言，这个群体规模微乎其微。
aaajiao，《NFTs_aaajiao》，2020-2021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疫情期间我开始将柏林视为家，”他说，“尽管面临疾病与死亡，这里让我感到安全。”他认同的是柏林而非整个德国，“柏林如同一个气泡，与德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但他清楚自己无法成为欧洲人，为阐明立场，艺术家关心住在中国的人们同时他也关心德国社会， 这里的社会只是制度建构。他推崇史书美（Shu-mei Shih）提出的“华语语系”（Sinophonia）理论，即处于中国与中国性边缘的文化产物。
在欧华人问题，包括中国艺术从业者的处境，未来将愈加紧迫。欧洲传统多元文化主义从未真正接纳华人群体。在地缘政治高压下，无论是欧陆出生的华人、永久居留者还是短期求学者，其与欧洲社会的关系将愈发复杂。当下，柏林的中国艺术从业者正以多元声音言说，或许这种多样性将昭示未来之路。
*本文致谢托马斯·埃勒（Thomas E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