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娅·斯瓦斯蒂卡

与很多国际上知名的职业策展人不同，现任日惹双年展基金会总监的阿莉娅·斯瓦斯蒂卡（Alia Swastika）的艺术生涯并非始于学院的策展或艺术史训练，而是植根于社会实践和政治行动，这构成了她几乎所有策展和写作的基石。从200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年时间里，从非营利艺术机构到画廊，再到日惹双年展和国际各大艺术项目，斯瓦斯蒂卡的工作始终萦绕着对印度尼西亚本土以及全球南方的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关切，同时将在地化的女性主义话语带入其中，为去殖民和去中心化的策展实践贡献了一种来自非西方视角的批判性力量。
这一将艺术与地方政治和社会介入紧密相连的独特路径指向了对策展人身份和角色定义的重构。在我们与斯瓦斯蒂卡的对话中，她分享了如何将日惹双年展打造成一个既能促进本地社群行动，又能与全球产生对话的平台，以及双年展的“赤道”系列（Equator series）如何重新连接起全球南方的历史遗产，并探索超越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未来。对话也触及了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策展经验和洞见。对斯瓦斯蒂卡而言，今天的艺术表达更在于重写自身的历史，为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平台、建立档案。

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开幕游行，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继承了上世纪50年代万隆亚非会议及其倡导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精神，日惹双年展对“赤道”系列的最初构想有着明确的地缘政治意图，即通过连接赤道沿线国家，来对抗“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结构 。该系列在过去十二年里逐渐演变，开始跳出纯粹的地理和概念范畴，寻求一种更具流动性和历史深度的联结方式，将当下的艺术实践与一个共同的非西方历史遗产联系起来 。
在东南亚之外，斯瓦斯蒂卡还参与了多项国际双年展事务，包括担任第九届光州双年展联合艺术总监，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评审以及第16届沙迦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她将那些在印尼本土因个中原由难以实现的想法和愿景落地在了更广阔的平台上，将其作为引入批判性叙事的机会，并放入同全球语境的对话中，希冀透过探寻那些埋藏在前现代历史深处的，属于全球多数（global majority）的共通的感性经验，来弥合今天愈加剧烈的政治之殇。

Iwan Yusuf, “Ambang”, 2025年，Kampoeng Mataraman，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二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同时，斯瓦斯蒂卡的研究和实践也致力于将女性主义从西方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将其扎根在印尼的在地语境和女性社群生活里。她的策展工作受到她关于印尼“新秩序时期”女性行动主义研究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与农村社区合作时。在她看来，“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在晚近的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术语，却早已嵌入印尼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提示了我们一种替代性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理解在地性的女性主义的视野：它不是仅从西方理论体系中拿来概念解释本土现象，而是从本地的社群经验与历史传统中提炼出其固有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生态智慧。

Q：《艺术新闻》
A：阿莉娅·斯瓦斯蒂卡

Q：第一个问题有关你早期的职业生涯：2000年代初期，你曾在日惹的KUNCI文化研究中心、Cemeti艺术馆（Cemeti Art House）和Ark画廊工作；这些机构的经历以及你那时期对印尼当代艺术界的参与和介入，如何影响了你如今在去殖民和女性主义艺术话语中的策展与写作方法？
A：你查看我的个人简历，会发现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学习过策展或艺术史，我的学术背景是社会与政治学院的传播学。所以当我进入艺术领域时，其实并不熟悉艺术史，我的艺术起点更多来自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经验。1998年我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时候，不知为何我就已经与学生运动建立了联系。那段时间里，我也看到很多艺术实践是如何批判性地回应印尼的政治局势，当代艺术成为了艺术家表达批判性思考的平台。这是我开始进入艺术领域的起点，它并不是真正来自于艺术史，而更多地来自我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家在印尼的政治运动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Cemeti Institute（曾以“Cemeti Gallery”和“Cemeti Art House”作为其名称）

在Cemeti工作之前，有一个叫做Cemeti艺术基金会的组织，它现在变成了印尼艺术档案，在那里我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成为他们的新闻编辑。这让我更多地接触到了雅加达不同层面的当代实践。慢慢地，我开始接触当代艺术世界和艺术史。然后我去到Cemeti艺术馆工作，开始更多策展的实践。我主要通过拜访艺术家工作室和一些策展人，并参与到更大规模的项目中去学习。所以我的艺术参与更多地来自于一开始的社会行动主义，而我的艺术和美学视野是伴随着这个过程逐渐形成的。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女性主义产生兴趣，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谈及了女性主义。在那段时间，我也写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所以从学术写作到性别和女性议题，这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脉络。随着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左右市场的增长，印尼的艺术界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时，很多新画廊和艺博会成立，来自印尼的艺术开始参与到全球艺博会中。这相当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当代艺术市场那时对印尼来说还是新事物。于是我和一名同事决定创办Ark画廊，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另一种选择。当时大多数画廊都在售卖绘画或雕塑，而我们希望把新媒体和更观念性的作品引入市场，同时强调作品背后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所以，我的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交织着艺术实践、行动主义和性别议题。

Yuma Taru and Lihan Studio, “Knowledge raises like mountains, culture grounds us like roots”，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二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自2018年担任日惹双年展基金会总监以来，你是如何落实双年展的使命，以促进本地社会行动与全球的对话？有哪些具体的策略帮助它成为一个扎根于当地社群同时又辐射至全球的平台？
A：印尼本身有非常悠久的艺术家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历史，这并不是什么非常新的事情，而是长期嵌入其中的东西，即使在殖民时期也是如此。1998年改革之后，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政治更多与国家、政党、政府政策相关，总是关于那个大写的 “P”的政治（Politics）。但在改革之后，政治的观念也在扩展，更多地触及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以及身份、性别的概念，这些都成为了政治议题。
所以当我上任总监时，我并没有为社会行动创造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它一直都在那里，这要归功于上一代的人们。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如何让艺术界或艺术实践与普通人和社会连接起来，把艺术内容与公众相连，并引入教学的层面，创造更多的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合作，这是我强调的一个方面。我们与大学、院校和社会政治机构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同时我也鼓励艺术家与本地社区积极协作，这些是我在双年展的工作里始终强调的。

Lembâna Artgroecosystem，《_Bhako: So Which of the Favors of Your Land Would You Deny?_》，2023年，第17届日惹双年展展览现场，2023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日惹双年展在2011年启动了“赤道”系列（Equator series），该系列聚焦在了赤道线附近的国家；在一开始，促成赤道地区在艺术领域间的对话，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下一步会走向何处？你对该系列的愿景是什么？
A：对我们来说，“赤道”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更是一种处境（state of mind）。“赤道”也代表着一种理念。最初，我们希望与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并思考如何去殖民化当代艺术本身的话语和观念，打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这是一开始的重点。
第一届我们与印度合作，之后是阿拉伯地区、非洲、南美洲、大洋洲，以及东南亚。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像是再次将我们从万隆亚非会议继承的精神带过来。在1950年代，印尼成为了推广和支持不结盟立场的参与者中最重要的一员。思考这些运动在我们当代世界中的相关性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日惹双年展最雄心勃勃的愿景之一，即思考我们如何能在我们这一时代为全球政治的对话做出贡献，重思万隆会议的遗产。
经历了十二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我们思考全球南方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如何与其他地缘政治国家建立联系，比如如何与欧洲或美洲联结？但是以非常不同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2023年，我们研究了不结盟运动，与前南斯拉夫国家合作，因为万隆会议之后，我们在历史上同不结盟运动联系了起来。而这种历史连接今天并不被年轻一代所理解。因此对我们来说，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和跨历史性（trans-historicity）这两个概念成为双年展未来几届的关键基调，去思考我们如何超越全球南方的概念，但又依然保持去中心化的立场。

（上）Taufik Hidayat, “Tutuwuhan”, 2025年；（下）Perupa Kulon Progo, “Mangan ora Mangan Ngumpul”, 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说到去中心化，你的大部分策展工作都涉及艺术的去中心化，或者说重写西方之外的叙事；那么，透过在东南亚的双年展或东南亚的其他艺术活动来推进这项事业时，遇到的关键挑战是什么？
A：我认为我们无法避免或否认的一个基本情况是，全球南方和欧美的机构之间存在经济实力的差距。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与全球南方的国家合作时总是面临资源，尤其经济资源的缺乏。对我们来说，与欧洲或美国的艺术家合作更容易，因为这些国家有更多资金支持。但当我们谈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时，我们面临相似的问题，即资金有限、政府支持不足。
我们在面对政府如何支持全球南方的艺术及艺术机构方面非常近似。所以对我们来说，关键挑战来自于我们如何以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来创建像艺术节或双年展这样的活动，并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是重复我们从西方机构拿来的相同或既定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日惹双年展的理念与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情况都非常不同，而更像是用一种“DIY”（do it yourself）的精神来做双年展。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资金依赖的缺少也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系统，而不是向一个固定的系统投降。我认为这有点像我们所提倡的东西，我们不必遵循旧的经济模式，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系统来重新定义双年展。

（上）Herjaka H.S, “Mencari Selendang Pelangi”, 2024-2025年；（下）Rani Jambak, “Kincia”,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二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你对印尼女性艺术家实践有过深入的调研，特别是印尼的新秩序时期（New Order），我查阅到一些你关于印尼草根女性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写作，这些研究如何推动着日惹双年展基金会的计划与愿景？
A：最近在双年展基金会不同项目旗下举办的很多活动，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关于新秩序时期女性行动主义研究的影响。当我们开始这些项目，与村民或更多边缘社区合作时，我们最终都会落实到与女性的合作上。正如你可能在我的写作中读到，在新秩序时期，最强大的女性组织之一是PKK（社区家庭福利组织）。像PKK这样的女性组织成为了所有社会活动的先锋。我们与很多在PKK中的母亲们合作，并由此发展出一些关于性别问题的替代性方法和思想。建立这种联结是相当有趣的，我很感兴趣于如何通过双年展基金会旗下的许多不同项目来重拾这些女性组织的政治立场。
Q：你会如何来描述今天的行动主义，特别是女性主义行动在当代印尼和东南亚艺术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A：我认为今天的行动主义非常仰赖于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这和我这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我这代，真正的行动主义是参与到大规模示威、抗议或街头行动中，是一种身体的体验和在场。但今天的年轻一代则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批判意识，比如通过TikTok、YouTube和一些互动电子游戏等，在印尼，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台。现在很多艺术家也在试图参与到这股浪潮中，将身体和艺术实践与行动主义并置，并将此传播出去，成为大众的一部分。未来，能看到这种线上线下并置交织的情况会是相当有趣的。

Sri Cicik Handayani在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的表演，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这可能也部分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你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东南亚艺术平台在性别议题和机构支持上情况的转变，你提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你认为还有哪些具体的转变吗？以及仍有的缺失是什么？
A：是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女性艺术家或非二元性别艺术家在东南亚艺术史中的呈现和可见度方面有了更多积极的信号。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不是理所当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挣扎，是许多个人和组织长期斗争的结果。我认为这是需要被书写和强调的叙事，转变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斗争，或者上一代人的斗争的遗产作为历史叙事本身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我有兴趣研究印尼政治历史的某个时期，特别是在新秩序时期。我认为记录或归档，思考在特定时期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接，并为年轻一代提供对那个时期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你看到很多女性艺术家有了机会，但距离真正被视为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时候，性别议题的呈现仍然是抗争的一部分。只有当一切都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时候，抗争才会结束，不再强调差距才是自然的。但现在，我们仍然需要为之而战，仍然需要重申我们的位置。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Faisal Kamandoba, “Piwulang Suwargi”, 2025年；（下）Darry Haryanto, “Quote Unquote”, 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对于今天新兴的写作者和策展人，尤其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性，你会给她们什么建议？
A：团结精神（solidarity）非常重要。如果你想为达到平等地位而进行这场斗争，我们需要携手同行，并利用已有的机会和权利去为那些尚未被听见的人发声，她们可能从未有过机会，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从未被听到。这也是我与村庄里的女性一起工作的经验，她们有那么多的故事等待被倾听。对社区本身来说，她们的叙事能够有呈现的机会已经是极大的回报了。所以我认为对于艺术家或策展人来说，我们的角色或我们的贡献在于提供一个平台，让这些被边缘化的故事或隐藏的故事能够被说出来。而且我相信在未来，它将为那些常被隐藏和抹去的人们带来改变。
Q：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你参与东南亚之外的国际项目，包括像Art Dubai Marker和聚焦印尼当代艺术的Europalia巡回展；在这种全球语境下，你是如何进行策展工作的？在面对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国际观众时，你如何传达这些项目主旨并将之与自己的兴趣保持一致？
A：我并没有把这些机会仅仅看作是推广印尼当代艺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介绍那些在我们的对话中仍然非常微小或者没有空间的议题，并将其带到国际舞台。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印尼并没有什么平台。正如你所知，我们并没有由政府运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们有一些私人美术馆，但对印尼的策展人来说，很难在公共机构中干预和发挥作用。印尼策展人大部分的机会都是在国外落地这些展览。所以对我们来说，海外展览成了我们引入批判性叙事的机会，这不仅是向外传播，更是为我们自己建立档案，从我们的视角重新书写历史，并将之放进与全球语境的对话中。

豪尔赫·冈萨雷斯·桑托斯，《圣水之民》，第16届沙迦双年展展览现场，2025年，摄影/沈逸人

Q：另外，你还担任了2024年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评审以及今年沙迦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在引发有关全球南方的对话和理解上，这些经历为你带来了哪些新的见解？
A：上届威尼斯双年展展示了很多原住民与少数族群的艺术，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原住民艺术和更多来自少数社会群体的艺术在威尼斯被呈现，这是一种将对话更多地带入跨区域背景的实践。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原住民艺术家和社群在欧洲语境中的集体呈现。对我来说，我将之看作是表征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和身份政治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威尼斯双年展中，这种转变将继续下去，我们仍然有可能重新夺回并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我认为这点需要被强调。
沙迦双年展有它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实践来促进全球南方的政治运动。我也使用这个平台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实践者与更多来自阿拉伯和东南亚世界的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我认为，这些联系需要被更深入地阐述，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需要被触及。我们如何在年轻的艺术实践者中产生对话，了解她们的交流互动，她们的故事和不同的立场，以及如何根据她们自己的经验来制定自己对政治运动的看法，而不是遵循上一代人已经形成的模式。

Dionisius Caraka, “NYANG-NYANGAN”, 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今年的日惹双年展以“扎根的实践之地”（Land of Rooted Practices）为题，延续了双年展对社群的长期关注，你认为策展团队是如何根据印尼当前的社会、政治或生态景观来塑造这一策展框架？以及通过哪些策略来扩展其在东南亚之外的相关性，同时又保留其在日惹本地语境中的根基？
A：在亚洲或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我们作为殖民历史的一部分，其实共享了很多经验，在泛灵论、灵性和原住民宇宙观等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意识到的是，日惹社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社区之间有很深的连接。例如去年，我们与来自尼泊尔的原住民艺术家合作，当他们在日惹驻地时，会发现我们在符号学、农耕信仰、灵性，甚至手工艺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多共鸣。所以对于策展团队来说，将特定的日惹语境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社群进行对话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很多共通的东西，它们也以某种方式体现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传统艺术或仪式中，并且依然塑造着当代精神。
我们也研究了这种扎根的实践，以强调不同社区的连通性，因为“根”本身就像“根茎”一般，代表着某个个体或机构和社会如何与他人重建连接。“土地”则是关乎对农耕、水利、人类与先祖知识间关系的探索，是“土地”作为一种象征所隐喻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与来自台湾、印度、新喀里多尼亚的艺术家合作，以考察这些先祖知识如何与殖民历史相抗争，同时也在思考一个推演的未来，即这些知识遗产何以成为一种资源，成为一种我们重构身份并利用科技创造我们社会空间的工具的可能性。

（上）Bukhi Prima Putri, “Warisan/Heritage”, 2025年；（下）Mailani Sumenang， “Ngramut”, 2025年。第18届日惹双年展第一阶段展览现场，2025年，图片致谢日惹双年展基金会

Q：最后，关于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你是如何理解这一术语的？像生态、社会运动、去殖民化等一些话题在东南亚语境中经常交织在一起，在近几年的一些西方展览中也变得相当普遍；那么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印尼的艺术世界，该术语意味着或象征着什么？
A：对我们印尼人来说，特别是如果你与原住民社群一起工作，这个词不再只是一个词语，它更像一种内嵌的知识和实践，这种实践是日常的。如果你看看这里的农民和渔女，或者作为森林守护者的女性的生活，对她们来说，女性身体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总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许多泛灵论的信仰中，大多数载体比如自然，都以女性身体的形式来代表。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有“大地母亲”（mother Earth）这个比喻，她们相信大地的精神和力量实际上是由女性拥有的，而且女性也扮演着像自然一样滋养着我们生活的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定义日常生活实践的术语。它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成为一种常识，它不是一个晚近才有的现象，而是某种早已发生或内嵌于人们日常认知中的，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活方式。我甚至认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来自我们对于女性的贡献以及在社群滋养和自然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系统理解。

正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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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日惹双年展
“KAWRUH – 扎根的实践之地”
Biennale Jogja 18
KAWRUH – Tanah Lelaku
第一阶段
（已结束）
Boro II Hamlet, Galur, Karangsewu,
Kulon Progo
2025年9月19日-24日

第二阶段
Yogyakarta City, Bangunjiwo Village,
Panggungharjo Village
展至202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