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杨诗月
编辑 叶滢

2025年12月14日，位于北京798艺术区中一街的长征空间正式闭馆，在此之前，它作为卢杰于1999年发起的艺术计划“长征计划”的实体空间运营了23年。与这一曾经承载过独立空间、画廊、机构等多重角色的空间告别意味着，曾以行走作为起点的长征计划将再次回到流动状态。
闭馆前，长征空间以 “长征计划文献展1999——”进行了一场令人回味的小结与告别式。这是一场既轻又重的展览，由一部文献集和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构成。在展览进行的一百天期间（2025年9月5日至12月13日），展厅空旷轻盈，所陈列的展品仅有厚达1690页的《长征计划1999——》文献集与可供观众查阅网页版文献的电脑。每周二至周六下午，长征计划的发起者卢杰在展厅中央的沙发上和观众及受邀对话者进行每次为时2小时50分钟的对谈。在这一百日间，等待、偶遇、重逢，问答、回忆和自省接连被抛入这个亲密的对话场域，以极高的时空密度对从1999年长跑至今的“长征计划”予以回响和延续。

“长征计划文献展1999—”展览现场，长征空间，2025年

“长征计划文献展1999—”展览现场，长征空间，2025年

作为跨越“长征计划”二十五年历史的文献汇编，《长征计划1999——》上册聚焦“长征计划”的上半段征途“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这一项目孕育自1999年，历经近4年准备，在2002年6月至9月，总策展人卢杰与执行策展人邱志杰和艺术家、策展人、研究者等参与者沿着曾经的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行走，在途中不同站点实施了在地艺术方案。原计划包含二十站的长征行进到第十二站便喊了暂停。 2003年，卢杰在北京成立了“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后更名为“长征空间”，作为长征计划的第十三站与物理空间载体，运行至2025年。文献下册记录了“长征空间”成立后“长征计划”的多条行动轨迹，其中包含对于未完成的长征旅途的回应与再行走（“民间的力量”、“延川剪纸”等项目）与由内向外进入全球区域语境的新轨迹（“胡志明小道”、“长征教育——根茎论坛”等）。
当我被邀请在展览的“会客厅”入座，卢杰立刻用一壶茶给展厅中略显沉重的空气注入了流动感。在接下来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我们聊到了长征计划的演变，也围绕卢杰本人所见证与介入的当代艺术生态中变化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并不完整却充盈着语气的、多向度的表述，以下是当日对话的四个切片。

卢杰在“长征计划文献展1999—”展览现场，2025年

一、23年前的第一次暂停

今日，一个艺术空间的关闭几乎已经会被自动归入显现行业下行浪潮的症候之一，但长征空间的落幕呼唤另一种解读空间––我们总将无限发展与扩大的期许投射于运动中的生态，但或许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者与他们从事的事业，宣布暂停、重整，才是真正面对与解决问题的信号。在讨论长征计划今年的“段落小结”之前，我与卢杰聊到了2002年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项目曾经历的修正与中断。
如今被人津津乐道的2002年的“长征”之途项目曾是卢杰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策展学习（Curatorial Study）阶段孕育的毕设方案。它原本的名称是“长征——一个巡回展览”，仍保留在如今可被查阅的项目提案上，被潦草的笔迹划去，更改为“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这一道不常被注意到的划痕被保留自有其用意，它指向在“全球当代艺术”版图的绘制早期，一个在英留学的中国策展人在内与外的湍流中所经历的位移。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策展方案封面，2001年

“长征计划是问题带出问题，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的一个过程。我今天也是有限的经验和理论和现实感知，当年也是有限的。” 卢杰说道。“（原本的提案是）常规的，它是一个户外的、运动的、不稳定的行走，但是按展览的方式去思考的。所以我们也很真实，一点都不去做遮掩，你会看到早期的动员文本中提出，我们路上走完是要去国际大美术馆展出的。现在我完全没这个热情，而且会拒绝，但当时那个阶段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后，那个阶段全球对中国的对话关系、合作关系感到好奇，想要共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是在召唤这种（叙事和现实），不会把它描述为不去参加或者参加就是认同西方中心，就想被他承认并为自己带来利益。”
而在正式“上路”前近百日的动员中，在与不同行动者、研究者、艺术家等同行的交流中，卢杰意识到“展览”这一框架已经无法容纳他们所期待进行的工作、激起的讨论与对话。就这样，2002年6月，长征者们开启了“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的实验：在江西瑞金与当地美协代表一同筹办革命题材绘画展；在云南，邀请包括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等人在内的诸多当代艺术先锋在大理水墨工作室进行一周的“雅集”；在具有母系氏族传统的泸沽湖展开甫立亚、李姝睿等中国女性艺术家与朱迪· 芝加哥（Judy Chicago）的对话。走到第八站，卢杰却已经开始感觉到了问题。“走到遵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状态，觉得这是不对的，有问题。然后我就开始跟团队、艺术家，甚至跟自己天天在斗争，挣扎了几站，一直到泸定桥上，我们集体开会宣布停止。”卢杰说道。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北京办公室，2002年4月至2003年2月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泸沽湖站，2002年

“当时击中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似乎全部来参加的人和我这个主创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那么复杂，而且那么宽广，需要几百倍、几千倍的时间和工作量。”
中断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也需要勇气。卢杰回应说：“那么这时候就是你的一个 political call（政治性召唤），要跟自己对话。有的人就说我没空，忙完要去做双年展；有的人认为就是来跟你玩玩而已，你还当真啊；有的人认为已经用尽全力了，that’s it（就这样了）。这就是队伍往前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长征计划就一直往前，后面的所有这些都不是曾经预设的。”
在后来的聊天中，他补充了他与策展人舒可文就这件事的对话：“她认为前面在路上的12站充满问题，有很多 ‘cosplay（角色扮演）’，有很多你的想法没有办法实现，因为艺术家不理解，或者项目不可行、作品不够充分，这当然也指向策展人工作的问题。无论如何，她认为 2003 年回来以后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才是真正的’长征’。也就是说，你的剪纸到了陕北，要跟民间剪纸的社群组织共同推进，真实地去合作、去发现。那几十页的每个想法，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

二、“应广大群众要求延期”

卢杰所提到的“延川剪纸”项目收录于文献集下册的第三章“前行倒走”中。2003年开始，长征计划以回到未完成的旅途站点的方式前行，其中包括延安市的延川县。从2004年起，“延川剪纸项目”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普查延川县18万群众的剪纸经验，收集剪纸采样；随后在延川县中小学推进剪纸艺术教育项目，探索如何让民间艺术再度鲜活，整个项目长达五年。
另一方面，2003年入驻718厂区的长征空间，正主动将自己卷入当时的“还很野”的798活动态——其中交织着未完成的工业建设转型、新生的当代艺术力量和文化商业。在这片混杂的生态中，“长征”拆解着当代艺术的真空幻觉，方式之一是将那些生长于广阔的社会现场中的创作引入当代艺术的展示场域。例如，2003年到2004年，长征空间举办了六期的“民间的力量”展览，展出四位民间创作者的作品，他们包括郭凤怡、蒋济渭、李天炳、王文海。

卢杰在“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首个798空间门口

通过拥抱“民间”而试图拓展艺术定义的活动在今天全球的机构中都并不少见，长征空间当时的一系列展览吸引我的不仅在于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基础建设期”便开始挑战“何为艺术”的问题。更有趣的是“长征”所打开的观视关系（spectatorship）。翻开文献中收录的“民间的力量”展览海报，我指向上面偌大的一句“应广大群众要求延期”问道：“这里的广大‘群众’中的‘群众’是谁？”
“Everybody （所有人）啊！当年 798 的物业和这里的租户是工人、农民、打工者，各种产业、企业，包括巨大的洗衣房、运输公司、仓库等等。他们最爱来‘长征’看展，他们会看到 ‘民间的力量’，会看到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他们看到的不是抽象的、观念的、精英的东西，那些也重要，他们也看到了，开始有一种亲密感、熟悉感。”

“长征空间——民间的力量”展览海报，2003年

卢杰接着与我聊到了2003年王卫在长征空间的展览项目“临时空间”：“在城市化的过程里面，这些农民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老城区拆掉的、改造的砖头，用车拉到五环、六环外面去卖掉。王卫在‘长征’做的‘临时空间’就是让他们中途在四环边的长征空间停下来，把砖头卸下来，盖起一个临时的空间。当年的798 不像现在已经整修过了，很野的。在盖的过程中， 798 的工人、农民都过来看：干嘛呢？为什么一个大厅中间又盖个房子？啥意思啊？临时空间——啊，懂了！老城里的是吧？你说的是‘传统临时’还是‘当下临时’？”

王卫，“临时空间”展览现场，2003年

徐震，《只要一瞬间》，在“局外人：刘韡、徐震”展览现场，2005年

而徐震的行为表演《只要一瞬间》在展出时也引起了轰动——表演者以倾斜跌倒的姿态，借助隐蔽的支撑“悬浮”于半空，如同被瞬间冻结。“当时人山人海来看。798 的居民们就说，艺术家太厉害了，太有创造力了！怎么可以如此不稳定地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样做呢？每天都要来看他，每天都跟着拍，也在那边摆动作，摆了就摔到地上。他就建立这么一种表演者与观众的紧张关系。”
在当时，徐震于摔落之前“定格”的身体是仅仅被工人群众们看作一种奇观，还是他们也在为他揪心之中感到了一种生存的脆弱与不确定性，我并不能知晓。关于那时他们所说的“传统临时”和“当下临时”是什么意思，我和卢杰也不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展览中，“长征”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试图构建一种引入真正差异对话的公共场域，而不是仅仅将差异作为一种安全距离之外的评论对象。

三、“期待一个复杂的生态”

“关于你在1999年的文章《从外到内》中描述的‘艺术离开了受众，从民众而精英’这个状况，如果请你比较笼统地去谈，你觉得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是怎样的，比起你们一开始做‘长征’的时候？”
“我比较信仰百花齐放，期待一个复杂的生态，我不会说只认 A 不认 B。”
“那你觉得现在的生态复杂吗？”
“不复杂。但如果是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话，挺复杂的，它跟观众、跟公众、跟民间、跟不同的族群人群的关系，比以前复杂。我在今天不会再用那样的话去描述（指的是前文我引用的那句话）。我可能会用那样的话去描述圈内所谓的‘当代艺术’，似乎还是一样的，但可以更打开去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我当年不会提出但今天天天都在说的一句话——今天的艺术家可不可以把他接的‘活’当做真正的艺术？”

2005年更址后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长征空间（原798食堂），798艺术区中一街

对于卢杰与“长征”来说，“独立”、“替代”与“市场”、“资本”的关系是动态纠缠的。成立的23年中，长征空间介入当代艺术系统的姿态在不断流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长征”正式提出从此前的独立空间模式转为“两条腿走路”——非盈利、研究型的长征计划并行于实行商业画廊模式的长征空间。直到2019年，长征空间面对生态的变化再度转向，宣布停止参加国内外艺博会。如何在不断更新的情景中审视和重构外部生态与自身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是“长征”多年来的课题。
其实早在2004年，“长征”就开始带着对于艺术与市场关系的强烈自反介入当代艺术经济。卢杰回忆道：“第一次参加艺博会是北京的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2004 年。那时候有一堵墙要挂最核心、最大、最好卖的画，就是通道走廊的那堵墙。结果那堵墙最后挂了我们 2002 年‘长征’的地图。然后我提出一个很激进的想法，在展厅里面挂艺术家和收藏家的手机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对接。
艺博会这样一个典型的市场平台能否被利用为一个激活公共性的空间？“长征”通过自身的实践拓展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想象。“我第一次参加瑞士巴塞尔做的是郭凤怡的展览。当时有很多中产阶级——来自比利时的某个牙医，来自佛罗伦萨的某个律师——周末的时候去赶巴塞尔的最后一天。来自欧洲的观众也想看看中国当代艺术，总共这里只有三家，那我们去看看吧。
来到‘长征’这个展位一看——‘oh my god，你看到什么能量？’ ‘你认为这是怎么画的？’ ‘你认为这有构图？它肯定没构图。’——这些都是 real conversation（真实的对话），因为他们是有经验的艺术观众。这个对话在现场就打开了，然后（他们）跑去跟博览会总监说，谢谢你给中国多了一个展位，带进一个叫‘长征’的，这名字一听就很特别。它是一种文化概念吗？是一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吗？我们研究过它之前还做行走、做策展。那选择带郭凤怡来是丰富了这个艺术现场，带进了不一样的感知和表达。这就是公共性。”

郭凤怡作品在2009年巴塞尔展会，长征空间展位现场

四、扩大与设限的辩证

2019年，卢杰就长征空间停止参加博览会一事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过去的12年，“长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艺博会完成了“走出去”的经验；而在那个时刻，“长征”面对以“西方”代表“国际”的博览会现场变得更加谨慎——如何坚持创造对话的空间，而非被仍由西方主导的体系吸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反而会更多地思考‘在地’，并意识到‘在地’永远是最重要的。[1]” 卢杰曾说道。
这是一次典型的“长征”式的“后撤”，在一条看似顺滑的前行轨迹上对自己叫停。从2003年到今年，长征空间在798园区的选址经历了从250平方米的 1.0空间、到500平方米的2.0空间，再到2500平方米空间的扩大。对于现存的2500平方米的空间的关闭似乎是又一次的“前行倒走”。“2003 到 2005 年，整个长征都是独立空间。等到主空间扩展到了这边的 2, 500平米，都被（外界）认为是一个画廊空间的时候，里面穿插了很多大型的展览。我们还是觉得不够，把后面的小空间打开，在里面折腾了好几年的独立空间项目。”

“植物远征”展览现场，长征独立空间，2024年

在疫情前的语境里，“扩大”是一种直觉性动作；如今，我们正面对的是增长期的潮水退去后的湿滑低地——因为曾经的扩张而抬至高位的运营成本让许多美术馆、画廊的步伐变得艰难。关于拓展与边界的问题，卢杰回应道：“（当长征空间）扩展到（如今）那么大的时候，它做的事也没有超越它的诉求，但是有对教育和成长的渴望，有对非营利项目的渴望。于是最后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它就封顶了。那么现在是要把这个 2, 500 平米化为二万五千里，化为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 2, 500 平米化为二万五千里”的过程无法以线性发展指标度量。打破了常规模式与物理空间的局限，“长征”进入更加自由的状态，对话更绵长的时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是跨越代际的交流、学习、共同工作。卢杰从2021年9月上任中国美术学院策展学科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ICAST）所长，将“长征计划”中所秉持的、深入具体历史与地缘情境的方法论，系统性地注入策展与艺术批评教学。
来到教育领域，卢杰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美院教授。他会鼓励学生研究弹幕、流行影视剧，与我聊年轻人所热衷的“抽象文化”、“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人格类型指标）”。对他而言，流行文化所塑造的新的时空感知方式是当下现实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他笑着说：“我为什么对弹幕那么感兴趣，而且很支持我们的学生论文研究弹幕。我那天跟朋友吃饭就跟他们讲弹幕，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把弹幕关了。我说难道你们就看很’爹味’的电视剧吗？他们问，那你看什么？我说我看弹幕对‘爹味’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呼唤某种什么样的表达？” 他渴望理解当下年轻人的具体处境，甚至在2021年于国美赴任前研究了不同版本的中学课本。
在主动跨越代际沟壑对话的过程中，卢杰也坚持以自己的视角向新一代创作者、思考者抛出挑战和疑问。“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历史研究的，在做社会介入的，我都很欣赏，也很支持，但是我都保持关注和警惕。 ”卢杰说道。“如果是非常表面的，例如做女性主义，完全往性别和生理（biological）角度去说‘身份’——而且这个套路是可通约的，放在任何文化、区域、国家和时空里面都是有效的话——我肯定要提出疑问。 ” 卢杰补充道：“如果做女性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呈现本地的历史语境和在地发展的特殊视角，如九十年代中国承办的世界妇女大会的情境，而都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流行论述来套中国现实，这种单向度的讨论和研究我就不认同。”

朱迪·芝加哥参观雷燕作品并与之交流，“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泸沽湖站，2002年

今天的艺术界几乎已经将“在差异中对话”这个句子使用到油滑，事实上，“差异”已经被众多生产机制吸收为可消费的标签。性别、代际、文化身份也常常被用以充当划分人群乃至阵营的茧房。去主动面对异质的生命经验、历史情景、那些可能形成冒犯的观念和立场已经成为了一场对话中的“冒险”，但也正是在这些艰难的话语拉锯中，一些隐秘的边界之墙在被拆解。在那些可量化的维度之外，“长征”试图拓展具有另一种实体意义的广阔。
以上四个对话切片或许能折射卢杰在长征计划发生重要转折之际发起这场“百日对谈“的目的：在对“长征”历史的讨论中，卷入当下的问题，敞开对与谈者和观众的邀请，生成未来共同思考与行动的入口。在短暂参与到“长征空间”的“百日”告别式的经验中，我感受到的不是遗憾或怀旧，而是一股充沛的指向未来的能量。
“长征”显然将继续，而它将以何种形态展开，我们拭目以待。

[1] 《卢杰：我们以后如何跟世界对话》，艺术碎片，https://mp.weixin.qq.com/s/0P6aif3Y5iHSc4BjJSK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