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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穷艺术到生态艺术:与皮耶罗·吉拉迪再次在都灵“撞车”

Jan 22, 2024   印帅
人们看不到他们周围不是他们自己的影像的东西;每件东西都在证明他们自身。他们真实的景色是鲜活的。

——马克思

640郑波,稊派 III,展览现场,2018年,图片来源:都灵PAV生态艺术公园

一位戴着帽子,留着小胡子的意大利人把浴袍递给刚从浴室里出来的女孩,当他有些情不自禁地要亲吻女孩的背时,一旁蓄着中长发的美国人用嘲讽的语气大喊了一句“太棒了”,从而制止了他。这个浴室场景因为这一“小插曲”被重拍了,女孩穿上了衣服,而意大利青年则继续赤身裸体在浴室中玩耍。

这一幕发生在美国人位于纽约地下的电影拍摄地,他正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而小胡子的意大利青年则是艺术家皮耶罗·吉拉迪(Piero Gilardi),当时他正携带作品《自然地毯》参加在菲施巴赫画廊(Fischbach Gallery)举办的展览,同时也为刚刚起步的艺术杂志《Flash Art》(闪光艺术)撰写在国外的旅行见闻。

1967年12月策展人、艺评人杰尔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策划的聚焦“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展览开幕,同期切兰特在《Flash Art》上发表了《游击笔记》一文给几年间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实践做出了划时代的定义。吉拉迪也被纳入其中,自此,他在艺术生涯中作为“贫穷艺术”运动中的一员而为人熟知。1969年春,两个里程碑式的展览——“当态度成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和“松动的螺丝”(Op Losse Schroeven)——为当代艺术确定了新的生产和接受形式、角色分配和存在方式,吉拉迪也参与其中。[i]此后,吉拉迪活跃在各类社会活动的现场,于20世纪80年代回归艺术创作,直至去世之时仍有新作诞生。

在其代表作“自然地毯”之外,吉拉迪还因2008年在都灵开放的公共艺术空间——生态艺术公园(Parco Arte Vivente,简称PAV)而广为人知。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以生态研究作为工作内容的艺术家陆续在都灵PAV艺术中心举办个人展览,围绕着生态问题进行展览,这个原本属于菲亚特工厂废弃厂房的空间,转变成为生态艺术实验场项目,吉拉迪则是整个项目背后的思想动力

640-1“撞车:吉拉迪与贫穷艺术”展览现场,2023,图片来源:都灵PAV生态艺术公园

他是怎样的艺术家?他为何有如此多的面貌?为何要重提吉拉迪?艺术家的工作与生态艺术形成了怎样的联系?策展人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在PAV策划的展览“撞车:吉拉迪与贫穷艺术”(Car Crash. Piero Gilardi and Arte Povera)重温了艺术家早期的艺术生涯,聚焦其1964年至1969年间的艺术创作。在这一萌芽时期,吉拉迪的多个兴趣领域逐渐清晰,并为贫穷艺术运动的起源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PAV长期项目的一部分,“撞车”是该系列专题展览的开端,展览将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细分,深入研究艺术家的作品,旨在向这位PAV的创始人致敬。

 

生态公园

640-2自然地毯,1967年

在“撞车”中,展览通过三个基本主题——艺术外空间(the extra-artistic space)、从流行服饰到政治服饰、实用艺术的生产——讲述了年轻艺术家皮耶罗·吉拉迪的故事,目的是探究其作品的根源,并根据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的实践提出问题,也正是这些实践促成了都灵PAV生态公园的成立。目前,这个当代艺术实验中心以城市景观中的一个公共公园为起点,包括一个露天展览场和一个交互式博物馆,可以组织工作坊、开放体验或作为聚会场所,是一个以空间自然、生态、公众和艺术家为共同核心的空间。

法国生态景观学家克莱蒙特(Gilles Clement)曾提出“第三景观”[iv]概念,他认为生态并不应该是人为建立的,而第三景观正是在我们人类抛弃的边缘地带形成的,是完全野生的构成,可以看作是是大自然 “多样性的避难所”。第三景观中远离,甚至是逃离、拒绝的态度,和对社群建设的积极参与,最终将吉拉迪导向了其“终生项目”PAV生态公园。

对吉拉迪而言,多样性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一种具有游牧性的内在文化杂交。“杂交”具有字面上生态学或者植物学的含义,对艺术家而言这依然是实现多重关系的一种可能性,多样性也不是简单地拥有更多物种,而是更多重的物种关系——摆脱统一关系的物种关系和可能性。例如中国艺术家郑波就曾在此处制作了展览《稊派 III》,根据展览空间制作了一个植物园,尝试描绘未来社会与生态运动的形式;又比如印度艺术家拉维·阿加维尔以“个人日记”这样私密的方式在展览中呈现了一种“消亡的生态学”;再如艺术家纳芙乔特·阿尔塔夫围绕着印度学者的研究,构建出女性主义与生态艺术之间的联系。

在PAV生态公园过往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不同艺术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面临的各个层面的困难,它揭示了主流文化系统对接受杂交的抵制。在后人文主义和后人类文明时代,这种杂交与流动一方面“阻碍”了后现代停滞的主要进化,另一方面“阻碍”可主导“全球化”世界社会政治动态中所谓的“单向”思维。

 

Piper俱乐部

640-3“撞车:吉拉迪与贫穷艺术”展览现场,2023,图片来源:都灵PAV生态艺术公园

展览标题“撞车”实际上来自吉拉迪为Piper俱乐部设计的一个未实现的项目,吉拉尔迪在该项目中提到了 “一辆汽车地板的黑油上悄无声息地打滑”的景象,它成为了那段充满硫磺味的岁月的隐喻。当时艺术系统内部的交锋和冲突,以及关系、理论和想象力的构建和解构都标志着艺术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在PAV呈现的此次展览正是以重新充满活力的Piper俱乐部体验和1967年1月在场馆内举办的自然地毯展拉开帷幕的。

640-4皮耶罗·吉拉迪,自然地毯,1967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吉拉迪对可用物品的创作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开始创作“自然地毯”(tappeti-natura)系列,在其中使用工业材料、聚氨酯泡沫和涂料以展现自然风景。在现代环境运动启蒙的背景下,他希望能“用艺术重建未受污染的自然”。这样的方法提炼自其更早的展览“宜居艺术”(Habitat Art),将自然的风景转化为可见和可用的物品,改变雕塑原本的含义并把艺术作品看做具有实用性的家具用品,以这种模糊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界限的 “非艺术”方式解放艺术本身,这正是贫穷艺术的特性。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谈到,“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即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ii]”早期的人工自然(指向了污染),对吉拉迪而言不仅是对社会讽刺的语言,作品本身成为符号进入艺术系统,变成完全可以被大众接受的销售商品,成为对事实的双向讽刺。

“自然地毯”系列在国际艺术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也让吉拉迪认识到艺术系统内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再分配,创造本身被利用成为了统治的材料,因此他从语言形式的探求开始逐渐转向一种“反文化”的实践。吉拉迪自1968年起放弃了商业艺术创作,从传统艺术生产和展览空间转向更频繁地参与社会性活动,与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一起,仿效法国五月期间在巴黎的工作方式,开设了一家民众工作室,为学生运动、工厂和街区斗争委员会丝网印刷墙报,直接向都灵的社会政治语境进行回应。

彼时刚开业的Piper俱乐部正好提供了美术馆和画廊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该空间的开幕展上,吉拉迪用许多米长的链条将大海、沙漠、玉米棒、南瓜石块的“自然地毯”钩在长长的缎面铝带上,这条铝带自然而然地成为幻灯片的屏幕术家还尝试将幻灯片投射到上面,大厅则处于黑暗之中。在该替代空间中呈现展览的最后一天,艺术家使用“自然地毯”的材料聚氨酯进行了一场艺术表演;结束时,一个巨大的泡沫蘑菇从一个桶中溢出,桶中冒着气泡。艺术家在Piper俱乐部四处挂上了自然地毯:从表面上看,作品和俱乐部并无关系,但两者却可以有机地被建立联系在一起,艺术显然发现了在形式背后更深层的逻辑关系——使用了人工重建“情感”的工具,只不过“Piper俱乐部”是通过空间语言,而“自然地毯”是通过图像符号。

640-5“撞车:吉拉迪与贫穷艺术”展览现场,2023,图片来源:都灵PAV生态艺术公园

策展人在“撞车”中将Piper俱乐部1967年的座椅放置在展厅入口,并按照其颜色与展厅空间对应,视觉化地将历史素材进行再次呈现。空间变成了四十年前Piper俱乐部空间的延续,让展览显得欢乐而充满热情,也成为了构成比重较大的部分,相比于之后可以看到的吉拉迪的“自然地毯”系列的呈现方式(多半出现在白盒子空间之中),策展人极尽所能地再现了艺术家融艺术与生活为一体的实践,这种尝试不仅仅出现在“自然地毯”的工作中,更可以看作是在一个非美术馆空间,艺术家对事件和情感本身的认知和尝试。

本次展览选择不将贫穷艺术作为一种已经被指认的艺术事件或者某种艺术流派,或者定义吉拉迪艺术工作的某个成就,而是选择探究构建的成因和可能性,并且尽可能多地对艺术家的思想逻辑进行分析和阐释,将隐藏在贫穷艺术之后艺术界的联系重新呈现在展览之中。无论是在艺术仓库(Deposito D’arte)的项目实践中还是如同文章开头那段与安迪·沃霍尔的欧美旅行趣闻中,策展人都勾勒出了吉拉迪的另一种艺术政治哲学。展览并没有从美学的语义学角度去理解20世纪60年代那场运动的深刻含义,这让吉拉迪在选择和逐步参与世纪末几十年的重要社会文化问题时有了很大的机动性,并在其中追求与政治、哲学、心理学、后决定论科学和数字技术的各种艺术互动形式。

尽管20世纪70年代广泛存在的创造力如今已转化为超级消费主义社会的多余美学,但创造力的原始关系、共鸣而非乌托邦核心却得到了发展,在互联网的网络空间(作为非物质技术中的符号互动)中肆虐,并在脱离商业娱乐的拼贴画的表达实践中流动,因而吉拉迪看似远离艺术界,但依然可以将其视为“艺术创作”的一个整体。“撞车”选择了回归吉拉迪工作起始的一个梦境,也在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构、物种与物种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艺术可以凭借思想的力量不断生长。

 

撰文/印帅

[i] 参考自Christian Rattemeyer 与其他作者,Exhibiting the New Art ‘Op Losse Schroeven’ an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1969, 2010.
[ii]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iii] 皮耶罗·吉拉迪,《给切兰特的一封公开信》
[iv] 吉尔·克莱蒙特,《第三景观宣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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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印帅(1991)是一位策展人和写作者,工作生活于米兰与上海。米兰NABA美术学院视觉艺术与策展专业讲师,2018年起留校任教。其发起的出版计划“AP Project”与德国Archive Books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艺术思潮系列图书。其项目《珊瑚岛上的死光》入选2021年PSA青策计划,《幼年与历史》参加2019年OCAT研究型策展方案入围展,他作为策展团队成员参与北京中间美术馆展览《希望的原理》,近期展览项目还包括《苏麻离青——游牧的兀鲁思》、《VAI PURE – 女性艺术阅读室》等。2017、2018年他作为策展助理参与了银川双年展、安仁双年展等其文章及译文曾发表于《Segno》《公共艺术》《L@ft》《Mousse》《画刊》《信睿日报》《艺术新闻》等专业艺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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