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5年

面对建筑师的图纸，我们迷失其间；步行至建筑模型前，我们开始想象置身其中时的感觉；渐渐地，我们被一位建筑师的人生故事所吸引。数字、直线与曲线，一栋房子的“肖像”，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城市与一个时代……建筑超越了它的实体，立体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人生如建筑”——在M+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下文简称PSA）联合举办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展览标题如是所言，建筑在日常与神圣之间、在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在所谓理性与感性之间、在个人叙事与时代浪潮之间筑造了通道。
“建筑师并没有发明什么，而是将现实转化。”在观众走进PSA最新开幕的展览“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的展览空间前，可见扶梯旁所展示的西扎（Álvaro Siza）“格言”。在这位葡萄牙建筑师的自述中，他选择成为建筑师而非雕塑家，是为了“以免与父亲发生矛盾”。然而，成为雕塑家的最初志向也能在展览中探出一二，在两个展厅之间的《角力》与“艺术Ⅱ”板块中的《书吏坐像》，以斯堪的纳维亚松木制成的几何模块“拼接”成了或站或坐的人形，指向身体与空间两者相互隐喻与转化的哲思维度。这或许恰恰证明了，在“之间”工作正是建筑师的日常，而这也意味着，对建筑和建筑师的回顾与展示，也需要一种跳出学科分类陷阱的眼光。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现场，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5年

PSA是国内最早将建筑和城市纳入展示和研究范畴的当代艺术机构，自2014年的篠原一男回顾展开始，PSA开启了“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展览，该系列展览在十余年间已陆续举办了二十余场。从“渐渐件件——伦佐· 皮亚诺建筑工作室”（2015）、“伊东丰雄 曲水流思”（2017）、“让·努维尔：在我脑中，在我眼中……”（2019）、“矶崎新：形构间”（2023）等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建筑师展，到“市民都会”（2016）、“觉醒的现代性——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2018）“摩登巴黎1914-1945：建筑、设计、电影、时尚”（2023）等“多样的现代性”这一线索下的展览，到那些愈发无法被归类的、从非物质层面进行畅想性思考的建筑师展览，如“移动建筑——尤纳·弗莱德曼”（2015）、“超级工作室50年”（2017）、“穿越建筑：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十年”（2019）“约翰·海杜克：海上假面舞”（2021）等，PSA的“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展览已然发展出了其独特的脉络。
“大家会问，为什么要在一个艺术博物馆里做建筑？或者问我们，是不是想要拓展一条新的‘赛道’、填补所谓的空白？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PSA馆长龚彦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说道，“PSA首先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为它建立起文化公共性和公众性。对于PSA来说，我们想让观众看到一个完整而不是被割裂的文化体系，建筑与艺术本就在一起，好建筑一定是好作品。”

尺度与想象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的策展人安东尼奥·乔彼纳（António Choupina）将西扎的作品视作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这是一个源自于瓦格纳的艺术术语，它强调一件作品中视觉、音乐、文学、表演（行动）等各个元素拥有平等位置并互相合作，也强调对人的各层次感知力的调动。但不同于剧场所构建的假定性空间，在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里体验一座建筑“作品”，它必定会削弱身临其境的感受。这无疑是对观众想象力和感受力的挑战——当面对挂满了展墙的手稿、图纸、视频，如群岛一般排布在展厅内的建筑模型，机构如何辅助观众建立起对一座建筑、一个城市的想象？又有哪些只有艺术机构才能做到的独特的观看方式？

“篠原一男“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4年

“尺度永远是建筑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我们在做每个建筑展览的时候也会通过一些展陈转化的方式，尽可能地让大家再回到建筑师想表达的尺度。”龚彦说道，“当然，我们可以1:1地还原一些部分。”例如，在篠原一男的展览里，还原了他1970年的项目“未完之家”的中庭，并将其作为展览叙事的开端。2015年的展览“反高潮的诗学：坂本一成的建筑”重建了坂本一成1976年的作品《代田的町家》；2023年的“摩登巴黎1914—1945：建筑、设计、电影、时尚”则直接展示了法国建筑师让·普鲁维（Jean Prouvé）的预制构件。同样是“摩登巴黎”，策展人也遇到了没有物质性材料可展示的情况，而展览的展陈设计Diller Scofidio + Renfro事务所索性通过一个大型数字装置，将皮埃尔·夏洛（Pierre Chareau）的《玻璃之家》（1932年）再现了出来，“展陈设计师扫描了整栋建筑，将这些扫描的数据三维还原到了一个立体的空间里。”
“然而，这种方式所提供的视角是我们在真实的建筑里无法感知到的。我们在一个空间里，无法看到建筑外、建筑下方，我们也无法去感受另外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轨迹。但通过虚拟的方式，我们能够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尺度和空间的问题。”龚彦回忆，“每一次面对展览里的建筑尺度问题时，都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好建筑师都会给出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

（上）“让·努维尔：在我脑中，在我眼中……归属……”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9年；（下）“移动建筑——尤纳·弗莱德曼”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5年

也有许多“无形”或“未定形”的建筑作品能够给予观众想象，它来自建筑师超越“建筑”这一术语和学科框架所构建出的思维宇宙。2019年的展览 “让·努维尔：在我脑中，在我眼中……归属……”便是一次非常规的建筑展示，努维尔将展厅转变为一间剧场，首度公开了由其所监制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拍摄了他在世界各地设计的近百件建筑作品，同时展出了六件以建筑为原型的艺术作品。在2015年的“移动建筑——尤纳·弗莱德曼”建筑展中，尤纳指导了工作团队就地取材完成了“空中城市”“街头博物馆”“简单科技博物馆”和“狂草”等建筑结构的原型。

（上）“约翰·海杜克：海上假面舞”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1年；（下）“穿越建筑：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十年”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9年

正如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相关展览：“约翰·海杜克：海上假面舞”，2021年）所笃信的：“艺术，无论是绘画、文学还是建筑都是思想留下的外壳。”PSA也选择将建筑与艺术纳入同一个场域。在现代历史上，1968年的“五月风暴”催生了现代建筑学的新方向，同年在中国，“建筑”与“美术”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而这种思维和理论的框架惯性令发生在博物馆里的建筑展被贴上了“跨学科”的标签——“西扎曾经表达过，如果在建筑设计领域，理论意味着一套可以被机械化地固定的规则，那么当有人说他是一位‘没有理论的建筑师’的话，他会觉得非常欣慰。”龚彦谈道，“作为一个艺术机构，当在规划一条脉络的时候，诚然，可以去参考一些理论，它是你起步的拐杖。但随着你越来越深入接触到建筑师具体的想法，接触他所躬身的那块基地，了解他当时所面对的居民的需求、当地文化和气候时，你会发现很多理论之外的东西，慢慢开始独立行走。”

我们的邻居

“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展览没有选择以一位家喻户晓的建筑师开始。对中国观众而言，“篠原一男”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他很独特，他所涉及的话题是中国所缺失的，或者说是我们很少去谈及的，那就是我们的住宅。”龚彦说。西方建筑理论的引进与本土传统之间的摩擦，令日本建筑的近代化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纠结的历程，这段历程催生了篠原一男这样追问建筑根源性的日本建筑师，也提供了一段能够让中国建筑得以自观的样本。面对“现代性”这一命题，日本与中国拥有着相似的焦虑但却历经不同的路线，回看篠原一男建筑生涯，一种比较的视野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与同时代以“新陈代谢”派为代表的其他日本战后建筑师从功能和都市主义中重新定义建筑的角色不同，篠原一男提出“住宅是艺术”的宣言，一生设计了三十余个住宅，晚年才涉足公共建筑领域。

篠原一男,《蓼科山地的初等几何计划》手稿，图片来自网络

篠原一男回顾展展示了他的遗作，曾被命名为“天鹅之歌”的项目《蓼科山地的初等几何计划》，十年间，他为这座仅有46.24平方米的空间（也是他的自宅）绘制了三万多张图纸，最终未在身前实现，这是一个被疾病寝驻的矛盾综合体，在长野县蓼科山地的斜坡上，篠原一男用几何推导的方式，以对称、正方形、黄金分割矩形来为建筑规划，“由于对称与不对称、具象与抽象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构成的空间充满张力”[1]。
对于篠原一男为PSA所留下的记忆与遗产，龚彦这样说：“他的自宅就像他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病痛与各种冲突。就像我们一样，其实我们做一个建筑展并不是希望一个展览去解决任何问题，讲述什么大道理。我们看建筑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内观，让我们看到那些能够被解决的，以及永远无解的问题共存的状态。篠原一男至今也能让我们回想起这种痛感，以及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快乐。”

（上）“栖居的庆典 真实·虚拟·想像 巴克里希纳·多西建筑回顾展”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7年；（下）“摩登巴黎1914—1945：建筑、设计、电影、时尚”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3年

“现代性”是国内的建筑展览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这也是PSA早期开启“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展览时的实践，从“身边的邻居”开始，直到回到PSA所处的上海，以及眺望另一个现代城市的样本“巴黎”。“邻居”指的是与中国同在亚洲地域、同样经历过自身文化与西方冲击的现代化生长痛的日本与印度。印度的案例来自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这位拥有70年建筑生涯的建筑师出生于印度浦那的一个多世同堂的大家庭，曾在柯布西耶的工作室工作，回到印度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探索在亚热带气候下，建筑与环境共生的可能，以及将现代建筑与印度传统相结合的模式。
“我们身边的邻居与我们一样，面对了早期的社会与政治的困境，一直被西方边缘化，或被西方文化所‘认领’。那我们如何从自身的地域和人文角度出发，创建自己的多样性？”2016年的展览“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由旅法建筑师张梁策展，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用笔名“南方”参加民间文学活动，写作小说和诗歌。他将文学视角代入了建筑策展当中，将上海放置在文学、电影等构成的人文环境之中讨论，“放在与目前的上海所平行的梦境之中”。

“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2年

正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家宅”作为其《空间的诗学》的首章——“从各种最不同的视域来考察，似乎家宅的形象成为了我们内心存在的地形图。”[2]文学与诗歌所构筑的心理空间与阅读体验，与作为实体的“建筑”之间产生的黏连，令一个建筑展拥有了人文的温度——不要忘记许多建筑师也曾是诗人和作家，他们并非止于刻板印象中建筑师的“严谨”与“理性”，而是将生活的碎片、抽象化的理念与无边的想象诉诸文字，往前可至柯布西耶，当下引起讨论的则有刚刚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刘家琨。PSA2022年的展览“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的策展人阮庆岳也是一位“多栖者”，曾写作小说“东湖三部曲”。 “直行与迂回”所涉及的台湾地区第一代战后建筑师王大闳，他也曾翻译和改编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最终定名为《杜连魁》，他的文学创作深刻影响了阮庆岳，他曾在采访中坦言：“我个人很排斥建筑像科学一样被过度地分类与专业化。只有少数人像科学家那样呆在实验室里，生产出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从生到死，一个人的生命一直是在建筑里头，整个生命都和建筑息息相关，它不只是科学，而是要归到完整的文化里。建筑和文化成为一体，才能承担起它的使命。”[3]

怀疑时髦

“直行与迂回”这一展览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的震荡和进行过的探索：直行，是在全球化脉络下对于现代性的学习和模仿；迂回，则是对自体位置的反思。在一系列针对现代性展开的建筑展之后，PSA决定往前走——“十年前我们谈论现代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在今天，如果我们还很执着地追问现代性，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一个舒适区里。它不具有挑战性，它只是在现有的理论和历史里进行梳理工作，提出一些早已存在的‘新’视角。”龚彦说，“今天其实有更多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空间去解决，或者通过空间去给出处理或融合的方法。抛开这些经典的话题，我们可以更多地深入目前或者未来我们社会的走向。当年轻人面对这些困惑的时候，建筑师、城市的规划者可以给他们怎么样一些帮助？”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5年

当我们追问“什么才是建筑所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时，龚彦并没有给出我们预设的答案，而是提到了“怀疑”。“我们首先要怀疑那些时髦的话题。时髦并不代表着迫切，它代表着商业上的迫切，而非真正的需求上的迫切，比如对所谓绿色建筑、环保建筑的怀疑，比如对拥有某种‘范式’的人文关怀的怀疑。所有时髦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建筑，你给它附着再多的东西，从材质上来说，还只是一栋房子，还是需要解决基本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了概念的载体与机器，它就会越来越背离它所要服务的人、想要关爱的人，以及建筑学的初衷。”
“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展览是PSA最受欢迎的展览系列，它不仅能够吸引精通和爱好建筑学的人群，也吸引了更多大众，“专业”和“普通”观众的比例大概持平，而贝聿铭的展览则是一个特例，“普通的观众可能会占到70%。他的人生与建筑无法分割，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说，贝聿铭就是一位建筑师，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他就是故事——跨越几个时代的故事。”这个展览，PSA等待了近十年。当拥有贝聿铭档案和材料馆藏最丰富的M+开始计划其展览时，PSA就已经开始期待展览能够巡展到上海。“‘人性的关怀’是我们做的所有建筑师展览的核心关键词。”

（上）“新文化制作人”第二季“活性建筑” 展览现场，© CHANEL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隋思聪；（下）“时尚宣言｜嘉柏丽尔·香奈儿”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4 年

“建筑”这一关键词已无法与PSA所分离，它不仅存在于能够称之为“系列”的展览脉络之中，也已渗入这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肌理之中。“新文化制作人”第二季的“活性建筑”试图将建筑“内外翻转”，谈论建筑中充满温度与活性的“阴影地带”；“时尚宣言｜嘉柏丽尔·香奈儿”中，担任展陈设计的Diller Scofidio+Renfro建筑事务所将不同的沙发摆置在二层平台，与影像中香奈儿的居室空间相互照应、隔空对话，以白色环形设计来展示小黑裙——“那就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也带来了一种纯净的、观念性的体验。”
第15届上海双年展“花儿听到蜜蜂了吗？”也邀请了泰国建筑师拉查蓬·乔楚伊（Rachaporn Choochuey）及其工作室all(zone)担任展陈设计，“她的设计与我们的主题将互相匹配，将以一种轻盈有力、不甜腻的方式来阐释。”龚彦说道。

参考文献：
[1] 陈立镜、汪原，《理想几何建构的世界——篠原一男蓼科山地的初等几何计划解读》，《建筑师》地168期，2014年4月，第40页。
[2]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3] 钱雪儿，《阮庆岳：“台湾建筑师群像”背后的写作者》，澎湃新闻，2022年8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7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