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一封信、一首歌、一朵花——这些平凡的东西在艺术家李明维的创作中都被用作联系陌生人的“礼物”。1964年出生在台北的他属于在1990年代开始创作参与式作品的先锋一辈。在耶鲁大学修读艺术硕士的时候，他因为在陌生的环境倍感孤独而发起了《晚餐计划》（1995年），在校园内贴了几百张告示邀请有心人一同共进晚餐，而后抽签选出了30位，根据他们的饮食要求准备一顿中餐，以真诚的款待和食物作为建立信任和情谊的媒介。这个计划成为了延续至今的经典作品之一，而李明维在毕业后的创作都持续利用日常生活的不同环节和物品制造机遇、邀请和场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像是马鞭，像是拂尘，也像是某种空间能量的清洁仪——这根延展四五米远的长棍上绑着一扎黑色毛发，一下下扫起台面上的沙粒。《沙弥思老虎》出现在星美术馆零度雕塑计划第一期“经傲：神游”展厅的入口位置，和扫帚擦过水泥地时一样，它发出的声响带有某种原始而粗粝的质感，在整个地下展厅里空空回荡。

今年年初，DeepSeek呼啸而来，再次将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推进到我们面前。从ChatGPT到SORA，AI技术的迭代和快速变化，对于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技术背景，如何才能跨越技术的门槛，找到个人进入AI时代的通路？

贾煜，从小在青海玉树长大，离开家乡后，儿时的回忆一直召唤着他重返故土。从2003年开始，他开始往返于玉树与工作地西宁，拿着相机走进藏区，拍摄了大量康巴藏族的家庭合影和生活照。2020年之后，作为某种情感回馈，他找到那些曾经拍摄过的牧民，把照片还给他们，并在征得同意后录下了他们拿到照片的时刻。为了感谢这位“陌生人”留下的照片，牧民们常常回赠给他糌粑、酥油、牦牛绳、药材等作为礼物。

【编者按】《艺术新闻》全新栏目“长跑者”聚焦中国当代艺术的长线观察与实践者，他们大多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环境的跃迁，亦面临如今不确定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下艺术产业发展的普遍性迷茫。站在当下社会和经济环境波动的节点，这些长跑者们站在长时性的角度与我们分享对于当前艺术生态的整体观察，并思考如何以自身行动，激发更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实践。

浏览李维伊个人网站的过程无异于一次探洞。向下滑动的漫长时间里遭遇着一个接一个匪夷所思、异想天开的奇景，却迟迟触不到底。直到最后，顺着这条个人倒叙旅程编织的单向绳索，终于抵达她网页的尽头与人生的开端，环顾落脚处，是她自两岁时开启的纸上绘画。

10月9日，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与上海西岸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展览“目：中国境象”（Chine: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artistes）开幕，展览呈现了21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该展览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继2003年举办“间: 那么, 中国呢? ”（Alors, la chine?）以来，时隔20年再次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群展。本期播客的参与者仇晓飞是这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之一，另一位嘉宾贺婧是《艺术界/LEAP》法文版主编，主持人叶滢邀请两位参与这期播客，从这次展览谈开去，一路谈到新一代华人艺术家所展示的非群体面貌的缘由，文化相遇中的“差异”与“相通”，以及在流动中栖居的现实。

2024年，《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后的整整100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 (Leonora Carrington）在拍卖会上成为了“最贵”英国出生的女性艺术家。她出生于英国，在墨西哥城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在今年苏富比纽约的春季拍场中，一件卡林顿创作于1945年的作品《达哥贝尔特的消遣》（Les Distractions de Dagobert）以28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超出拍前估价的两倍之多，这件作品也在今年上半年全球拍品成交价格记录中排在第八位。

2015年我认识常羽辰，是在芝加哥，她曾读书的城市，在那里她做艺术书、开始用英文读阿多诺。我们一起在酒吧里一起坐了一会儿（白天！）。后来我知道，那是常羽辰的创作生涯中相对远离语言，尤其是理论语言对生活的阐释，而相对靠近以动作和实物去表达的一段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个阶段，她“在劳动分工的边缘散步”。如何经过时间？我以为她那时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在身体对距离的触摸中、在物/事的创造中、在对语言的悬置中，去丈量、体会、渡过时间。这些过程，都是一种声音不大，持续有力的且游且行，带着疑问和思虑。在那几年，我遇到对鸟儿的分类名词时——猛禽、鸣禽、攀禽、陆禽、游禽、涉禽，会想起羽辰。她像涉禽，原本能够游泳或者飞翔，那么自由，但先涉水而过，正在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