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黄韵奇
编辑 杨诗月
今年恰为美国艺术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 在1996年因艾滋病相关并发症去世30周年。2025 年年底以来,冈萨雷斯-托雷斯的经典糖果堆及白纸堆装置悄然出现在香港街头——在中环街市人来人往的阶梯、大坑书馆街居民区的转角。自2015年艺术家其中一件广告牌作品首次现身香港,冈萨雷斯-托雷斯以日常物件建构的温柔表达数度回到这座城市,在一次次出现中为本地观众带来更多一重的熟悉与亲密感。今年,在卓纳画廊为他举办的首场个人展览《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中,他的创作再次落地这座城市;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追问:当作品进入香港的展览空间、商业系统与社交媒体的传播回路时,“随意拿走糖果和纸张”的选择究竟在激活什么?“观众是谁?什么是公共?不同语境会给作品带来什么?”[1] 在此时此处,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中的亲密 “遮蔽”了什么?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89/1990年,在中环街市,“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 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在亲密中遮蔽的政治与策略
冈萨雷斯-托雷斯曾如此自述:“有些人说美学和政治是不同的。我说美学最好的一点是渗透其中的政治是完全不可见的。因为,当我们谈论美学时,我们谈论的是一整套由某些人建立的规则……美学不是关于政治;它们本身就是政治。” [2]
在当下的当代展览经济中,当参与性成为一种低风险的体验消费、当亲密成为一种过度顺滑、甚至被商品化的语言,我们需要重新听见它内部仍在运作的、近乎不可见的政治语法。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创作向来将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并置:一方面,由日常物品与克制的视觉语法构成的亲密,让“爱与失去”获得普遍可感的入口;另一方面,他作为生于古巴的美国同性恋艺术家在艾滋病危机与国家暴力阴影下的具体处境,又为作品提供不可化约的政治底色。对于他而言,这似乎不能相容的两面恰恰是以他自述的“间谍般地渗透” [3] 策略刻意为之的:政治从来不是宣言,而是藏在美学规则的内部,藏在看起来不像政治的那套视觉语法里。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情侣)》,1993年(作品细节),在“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 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在上世纪末的美国语境中,保守主义回潮与“文化战争”式的价值冲突,把艺术推入更直接的审查与拨款政治: 1989年科科伦美术馆在政治压力下取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包含同性恋与裸体影像的摄影展《The Perfect Moment》,同年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Piss Christ》引发国会围绕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简称NEA)围绕公共资助与宗教亵渎的激烈攻防;1990年,“NEA 四人事件(NEA Four)”进一步把艺术家的性/酷儿表达与公共资金、道德条款绑定在一起。 在这种“审查机制与制度吸纳并行”的历史条件下,先锋姿态很难再以“天真”的方式奏效:极简主义与观念主义不再只是新潮实验,也携带被机构与市场正典化后的制度惯性;艺术无法被轻易托付为通往革命的直线路径;退回形式主义的“纯粹”同样只是回避。
在这些限制之间,冈萨雷斯-托雷斯追求的不是姿态性的颠覆,而是更难被及时识别、也更难被彻底排除的“渗透”:以既有形式语言作为入口,在意识形态内部工作,以“亲密而无害”的情感密度遮蔽政治指向,占据公共空间与观看结构。他以“gay acting straight man(同性恋假装异性恋的行为、表面顺从的同性恋者)”[4] 描述这种生存现实。
当这套策略落实到作品结构,”亲密/可及性”的作用更为清晰:糖果堆、纸堆、灯泡串、拼图与可再生产影像以日常尺度构成温和的参与景观,却把观看者牵引进一套更隐蔽、也更难即时命名的政治机制。观众可随意拿取作品的”公共性”,并非来自表层互动,而来自被精密安排的可流通性与可持续性,由此生成一种超出简单参与的关系结构。每一次触碰都与补充、耗散、复位、缺失相连;政治不以主题或内容显现,而以结构经验被“生活化”(to be lived)。在此次香港展览的语境中,当糖果堆与纸堆从写字楼内商业画廊的白盒子空间进入到街市梯级与社区街角,它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定程度上被筛选过的艺术参与者”,而是被城市节奏推动所有人:行人、清洁工人、流浪者、居民….. 那么,谁被允许成为观众?谁被允许占用公共空间?什么样的“拿取与靠近”是安全的?香港作为公共表达空间持续被重新定义、制度化展示与消费逻辑高度叠合的城市,恰恰构成检验这套政治如何被激活或被误读的敏感现场。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欢迎英雄归来)》,1991年,在大坑书馆街10号,“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欢迎英雄归来)》,1991年,在大坑书馆街10号,“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被亲密所遮蔽的失去与公共
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中的双重性并不仅以视觉形式呈现,如成对出现的时钟、纸堆、飞鸟摄影,更是权力结构的并置:私有体验与宏观语境的公共性、作品自治与开放阐释、艺术家的机构化影响力与作品的反权威内核。这些成对并置的权力结构常以“失去”及“缺席”的创作语法作为表达接口。
日常物品让亲密与缺席的关系获得一种近乎普遍的可感性:它们进入身体记忆的路径早于艺术史知识,同时又天然携带消耗性与终将消失的时间逻辑。糖果堆、纸堆安放完毕后,即便被补充,也不再回到原本的状态。它们并非关于具体经验的共情,而是提供缺席的形状——重量减少、库存被取用后留下的空位,是一种可被触摸、却无法被复原为具体叙事的“轮廓” [5]。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89/1990年,在“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 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在权美媛(Miwon Kwon)关于冈萨雷斯-托雷斯的研究中,她质疑了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系美学”的核心预设:参与性情景往往预设观众为“顺从的互动者”,共同体想象被设计为可预期的脚本,这本身就可能携带权威主义。通过”失去”作为空槽,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拒绝预设的参与脚本;公共性在观看与使用的开放框架中被临时地、松散地生成并持续变动。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在当下延续着艺术家的工作策略。 “(艺术家)刻意去激活不同的语境与形式以避免停滞,在边缘与中心的力量之间不断转换。[…] 他有意识地留下一个比例上高度多样的作品谱系,使得持续的再思考成为可能。艺术家在生前就已拥抱复杂性,以对抗单一化解读的局限。[…] 冈萨雷斯-托雷斯几乎把参与当作一种‘诱饵’,用以迫使人们思考责任与平等。他的信念不仅是纯粹政治层面的观念,也延伸进作品的纤维之中。他相信,我们并非文化艺术的被动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应为其负责。我们是个体,我们也属于公共。那种成对并置的动态至关重要。” [6]
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充斥着景观式的参与式体验,所谓”取用”更容易成为一种可复制的低风险观展姿态,一种可被分享的文化消费图像。香港目前主流的“公共性”叙事仍由资助、场地、制度许可拼接而成:包括盛世基金、“你好香港”在内的大型政府公共文化项目资助,都与可交付的“城市活力”、旅游、国际形象与城市消费逻辑紧密绑定,在其中被“亲近可及”所遮蔽的正是公共性如何被生产、被管理、被中介化的现实。在香港,当”参与”更容易被驯化为安全体验时,我们格外需要辨识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所提供的更为锋利、更难以被消费化的”缺失”。
被亲密所遮蔽的“我”与“我们”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情侣)》,1993年,在“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 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冈萨雷斯-托雷斯曾表示希望与公众建立更紧密关系,让作品能够被不断地重新语境化,又同时表明:”我认为有时我唯一的’公众’就是我的男朋友罗斯。” [7]
作为出生于古巴的美国同性恋艺术家,费利克斯在1980—90年代艾滋病危机的高压现实中工作,他的伴侣罗斯·莱科克(Ross Laycock)于1991年因艾滋的去世,而他与莱科克的关系构成了其作品中关于”失去”与”缺席”结构最具体的历史底色。那些看似极简、克制的形式,反复把私人经验转译为可被公共触碰却无法被占有的机制:糖果堆《“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以约175磅作为理想重量,将纪念从图像叙事转为结构尺度;名为《“无题”》的广告牌作品展示了一张空床,以无人的亲密现场指向一种被迫公开的私密与国家失职的阴影。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91年,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第三大道和东 137 街处, Projects 34: “Felix Gonzalez-Torres”,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项目,1992年,图片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提供,摄影/ Peter Muscato、Aleessandra Mannoni
格伦·利贡(Glenn Ligon)用”锁坏了的储物间”概括这一结构的公共维度:”我们所谓的’身份’或’自我’是一个锁坏了的储物间:我们进去找’我’,结果找到的是’我们’。[8] 在冈萨雷斯-托雷斯这里,“我”与“我们”的边界不断被质疑:他的糖果、纸堆、时钟等以私密经验为起点的作品向所有人开放,却不以抹除差异为代价,而是以一个共享却不稳定的空间,让不同的“我”在同一结构中并存。
这一徘徊于“我”与“我们”之间的不稳定结构同时也组织着艺术家作品的读解与阐释。随着冈萨雷斯-托雷斯及其作品被纳入艺术史与制度叙述,不断讲述为开放、分享、民主化的范例,这一将私人经验收编入集体的叙事本身亦成为艺术家及其作品所质询的对象。艺术家曾反问,“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如何谈论私人事件或私人时刻?当媒介进入家庭、当身体被国家立法,所谓‘私人/亲密’或许只能以‘私人财产’的方式被谈论。” [9]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基金会延续他生前所建立的结构,与传统的“守护”艺术家的“经典化”的运作不同,基金会的首要工作就是“促进人们以冈萨雷斯-托雷斯的方式思考对话”,并维持、鼓励对其思考方式的不断演化的复杂理解及多元研究实践。因此,基金会”并不认为对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的阐释正在被‘普遍化’“,他们在采访中聊道“艺术家常常也在质疑他自身的权威。他的作品既依赖于拥有者/策展人/机构/观众,也同时渗透并质询我们通常如何理解这些角色。” [10]
被亲密所遮蔽的历史缝隙
在本次卓纳画廊的香港展览空间中,天空与飞鸟系列以连续摄影再次归来:无边界的天空里,飞鸟瞬间掠过;而当它被记录的那一刻,它已不在原来的地方。重复的图像呈现的不是“永恒”,而是无法重现的时间差、指向不存在的过程本身。
查尔斯·梅里韦瑟(Charles Merewether)将冈萨雷斯-托雷斯置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时间理论中进行对照:”历史是一个建构对象,其所在之处并非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而是被此时此刻填满的时间缝隙构成的新的’现在裂缝’。” [11] 换言之,历史不是过去的总和,而是由当下的主体在此刻回望、选择、切割、重新组织过去时创造出的一个结构。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沙)》,1994年,在“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展览现场,卓纳香港,2025年,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在不久前《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二读否决、刚刚经历大埔火灾的香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在此时此地,也是这样地撕开了一道历史缝隙:当具体的当下主体带着未竟的欲望与伤口回望过去时,这道缝隙被重新打开,并“我”与“我们”在观看与取用之间不断填入新的“现在”。而每一个“现在”也都需要如此被批判地激活,从而被迫面对尚未完成的过去。正如本次展览中的纸堆作品《”无题”》(1989/1990年)中两叠白纸上分别所写——”Some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别处胜此处);”No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无处胜此处)——在矛盾的当下,透过亲密的接口,公共性、政治、历史的缝隙在持续暴露。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89/1990年(作品细节)
©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艺术遗产 / 由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会提供,图片由纽约安德里亚·罗森画廊及卓纳画廊提供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89/1990年(作品细节)
©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艺术遗产 / 由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会提供,图片由纽约安德里亚·罗森画廊及卓纳画廊提供
*部分内容来自《艺术新闻》与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会代表 Andrea Rosen的访谈摘要及相关分享
[1] 来自《艺术新闻》与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会代表 Andrea Rosen的访谈摘要及相关分享
[2] Felix Gonzalez-Torres,in Nancy Spector,Felix Gonzalez-Torres(New York: Guggenheim Museum Publications,1995)
[3] Russell Ferguson, ‘Authority Figure’ in Felix Gonzalez-Torres ed. by Julie Ault(Göttingen: Steidl,2006)
[4] 同注[1]
[5] Miwon Kwon, “The Becoming of a Work of Art: Felix Gonzalez-Torres and a Possibility of Renewal, a Chance to Share, a Fragile Truce” in Felix Gonzalez-Torres ed. by Julie Ault(Göttingen: Steidl,2006)
[6] 同注[1]
[7] Robert Nickas, “Félix González-Torres: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in Felix Gonzalez-Torres ed by Julie Ault(Göttingen: Steidl,2006)
[8] Glenn Ligon, ‘My Felix,’ Artforum 45, no. 10 (Summer 2007)
[9] Terry Atkinson, Ad Reinhardt, Joseph Kosuth, Felix Gonzalez-Torres: Symptoms of Interferenc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ed by Clare Farrow (London: Camden Arts Centre, 1994)
[10] 同注[1]
[11] Charles Merewether, “The Past to Come: Félix González-Torres” in Felix Gonzalez-Torres ed by Julie Ault(Göttingen: Steid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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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出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
展至2026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