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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为亚洲艺术存档:AAA诞生25周年记

Mar 30, 2026   艺术新闻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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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六百签”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5-2026年,摄影/何兆南

 

采访、撰文 何佩莲
编辑 姚佳南

成立于2000年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下文简称AAA),诞生于亚洲当代艺术文献体系尚未形成的历史时刻。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进入国际展览体系,以及东南亚与南亚艺术在随后十余年间逐渐获得国际关注,相关研究却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艺术家档案与展览文献高度分散,资料保存缺乏系统、研究资源难以公开获取。
如果说欧洲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国家档案传统——当代艺术文献体系往往依托于大型公共博物馆与国家级文化机构——美国的艺术档案体系则更多建立在市场机制推动下高度专业化、分类精细的研究机构网络之上。那么相比之下,亚洲当代艺术档案的系统性建设与学术建制化进程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形成。由徐文玠(Claire Hsu)和张颂仁共同创立,成立于2000年的亚洲艺术文献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AAA的创立源于该领域真实存在的迫切需求,以及我个人曾因无法获取所需研究资料的切身经历。随后,通过直觉、工作经验的积累、不懈的努力与专注,以及一群有着不同技能和兴趣、但因共同的使命和愿景而团结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努力而得以成型。”徐文玠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道。
至今,这间机构的文献数据量已超过15万条——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在可供馆内查阅的实体书籍、独立出版物、展览图录、期刊,以及2000年代初期的DVD等,另外三分之二则为研究性档案馆藏;其档案项目共63个,涵盖艺术家个人档案、艺术从业者资料、以及与历史性展览或独立艺术空间相关的档案。但这些文献资料并不将目光投向已经有大量研究资源的领域,而是自创立之初起便关注那些记录不足、可见度较低的实践与叙事。近年来,随着馆藏规模与研究网络的扩大,AAA亦不断通过展览、出版、研究合作与公共项目,试图将档案转化为一种生产知识与生成艺术史叙事的方法。
在与《艺术新闻》的专访中,AAA新任行政总监Özge Ersoy强调AAA在文化领域中所承担的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我们工作的基础始终是档案本身,以及对这些材料的收集与保存——如果我们不去整理和处理这些档案,它们很可能会继续处于无法被公众接触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参与策展、教育与出版,通过这些方式进入关于艺术史的讨论——参与艺术史如何被讨论、如何被诠释,以及如何被重新想象。正是这种档案机构与文化参与者并存的双重角色,构成了AAA的核心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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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红衣少女》,1983年,由聂荣庆提供。“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而面对香港艺术生态在近年来的结构性变化——M+等大型博物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从Para Site到大馆(Tai Kwun)等中型及展览型机构的活跃、院校学术体系与艺术市场的成熟,AAA亦始终意识到维持独立性对于档案机构的重要性。“在机构的可持续性方面,我们一直以来依赖多元化的支持模式。我们从成立之初就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公共资助,此外也有来自基金会和赞助人的资助,每年一度的年度筹款拍卖资金也全部用于支持AAA的工作。”Ersoy表示,“未来的关键仍然是保持这种多元支持结构。”

将档案作为一种“活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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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年度讲座,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3月26日

2026年3月,AAA推出成立25周年系列活动 “属于大家的文献库:社群共建”,聚焦艺术档案在理解及诠释艺术史上的角色。这一标题揭示了AAA对于档案的理解,即一种“活态基础设施”(living infrastructure)。“我们不把档案视为静态的储存空间,而是一个通过使用者、合作关系以及社群互动不断变化和转化的体系。”Ersoy表示,“在思考如何庆祝25周年时,我们希望避免一种纯粹回顾式的纪念方式,但我们更希望这个项目是面向未来的。对我们而言,档案应当是由艺术家驱动、以社群为中心、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并且需要不断被激活。”而“激活”(activation),是这一使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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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张晓刚,《自画像》,1983年,由艺术家提供。“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中)阿拉亚·拉斯德乍尔姆伦索 ,《权力与孤独之三》,1982年,“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下)何子彦早期作品:(左起)《尘土帝国》,2001年; 《红/蓝/黄》,2001年; 《蓝/黄/红》,2001年;《黑/白》,2001年; 《熵》,2001年。“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该系列活动包括回顾八位亚洲当代艺术家在25岁时创作起源的展览 “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由张晓刚主讲的年度艺术家讲座,以及聚焦1987年至2004年香港艺术生态演变的《Hong Kong Art: A Curator’s History》的新书发布。
核心展览项目“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邀请八位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展出其在25岁创作的作品,并与罕见的档案材料进行并置,例如艺术家个人档案中的材料,以及在当时影响他们的书籍、电影以及相关文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材料重建一种语境:他们当时在思考什么、与谁交流、处在怎样的创作状态中——一个充满实验性和不确定性的阶段。”Ersoy介绍道,“例如张晓刚,25岁正好是他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不久的时期。他在那一年尝试了很多不同方向的创作,阅读了大量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参与了一个剧团。我们提到张晓刚时常常会想到他自1990年代以来标志性《血缘》系列,以及他具有高度辨识性的艺术语言。但在25时,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张晓刚。”除张晓刚外,该展览的第一部分还包括谢德庆、泰国艺术家阿拉亚·拉斯德乍尔姆伦索(Araya Rasdjarmrearnsook)与何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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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从保管档案到激活档案
AAA作为艺术史的参与者与叙述者

 

围绕其创立之初的使命,AAA在馆藏建设的内容上逐渐发展出重点关注的范畴,包括艺术书写、展览及教学如何建构亚洲艺术史;跨越、凝聚不同国界的共同理念(地缘);传统如何丰富当代艺术的发表和创作;行为艺术等转瞬即逝的艺术实践;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女性艺术工作者等艺术史遗漏。“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单纯扩张馆藏规模,而是强调深度——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精准配置资源。”Ersoy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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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的后院里”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5年,摄影/何兆南

AAA并未局限于传统档案机构的静态资料库模式,而是主动作为艺术史叙事的“参与者”和“讲述者”,通过从长期积累的档案,讲述不同的故事,同时邀请艺术家、学者、写作者共同参与以贡献新的视角,AAA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由多方讲述者构成的“星座式叙事”。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在由Özge Ersoy参与策划的2025年展览“在她们的后院里”(In Our Own Backyard)中,文献库从两位女性艺术家世芭·沙希(Sheba Chhachhi)和拉拉·鲁克(Lala Rukh)的档案出发,探讨自1980年代以来南亚女性运动中的创作动力与聚会形式。在展览中,涉及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手稿、信件、出版物与展览文献被重新组织为一种可阅读的历史结构,使观众得以重新理解艺术家实践所处的社会网络与文化语境。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香港展示这些材料,它们如何与本地观众产生关联?这些历史记录如何在今天继续具有意义?”以此为出发点,AAA委托艺术家创作作品,让档案与艺术作品形成对话。其中,玛丽亚姆·拉赫曼(Maryam Rahman)以儿童书的形式将拉拉·鲁克的档案讲述给下一代,使其在展览结束后能持续传播。另一件委托作品则亦来自邀请致力于保存整理女性主义论述和艺术研究文献的线上平台及当代艺术小组“亚洲女性主义艺术研究室”(AFSAR),该小组延续档案历史中女性运动所强调的“传播”这一方法,创建了一座在线广播电台《Moving Hums》(2025),并在展览期间中播放文章朗读、歌曲、访谈及实地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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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女性与发展工作坊,Lala Rukh摄于孟加拉Koitta,1986年。由Lala Rukh遗产管理团队提供

“对我来说,这正是档案被激活的方式。档案可以被多种方式解读:有时关注内容,有时关注形式或方法。就像往湖中投下一颗石子,水面会产生一圈一圈的涟漪。”Ersoy在采访中表示,“每一个档案、每一次研究或展览,都可能在不同社群中激发新的回应。我们的工作始终围绕着这些不断扩散的涟漪展开。”

 

“Asia”而非“Asian”:
亚洲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区域概念

 

如何理解“亚洲”?如何为“亚洲艺术”存档?是AAA成立以来被反复问及的问题之一。在采访中,Ersoy指出,亚洲艺术文献库始终拒绝将“亚洲”理解为一个固定的地理疆域。相反,AAA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开放且不断生成的关系性概念。她特别强调机构名使用名词 “Asia”,而非带有本质化倾向的形容词 “Asian”,是因为前者所代表的一种建构性概念。“它是开放的、不断被争论的、不稳定的,同时也是多元的。”她表示,“对我们来说,名词形式的亚洲更像是一组关系网络: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社群之间的关系、档案之间的关系、机构之间的关系。它并非简单地由国家或地理边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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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Journey of a Yellow Man No. 6: History and Self”,世田谷美术馆,1995年,图片来自亚洲艺术文献库李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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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G. Fay: Drawings and Paintings”海报,美国文化馆,1969年

这种理解在AAA近年来整理的档案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例如,印度艺术家尼利玛·谢赫(Nilima Sheikh) 曾前往中国敦煌研究佛教图像在亚洲的传播路径,她的实践揭示了思想与视觉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历史流动。与此同时,新加坡行为艺术先驱李文(Lee Wen) 的档案则记录了他在泰国、日本、印尼与中国之间频繁参与行为艺术节的经历;而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并长期生活于美国的艺术家费明杰(Ming Fay) 的档案,进一步使“亚洲”延伸至离散社群与跨国文化网络之中——这也将成为AAA最早整理的亚裔美国艺术家档案之一。“我们需要不断在‘亚洲’这个词后面加上问号。例如如何理解离散社群(diaspora),如何理解艺术家与思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这个概念本身必须保持开放、流动和可讨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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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及跨区域现代艺术史: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研究项目组团参观位于达卡的孟加拉国会大厦(Jatiya Sangsad Bhaban),2020年。图片由Nurur Khan提供

此外,AAA亦在跨机构的合作网络中,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去理解不同地区产生的艺术实践,并尝试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以此代替一种“亚洲—西方”“边缘—中心”的话语结构。在2019年的研究计划“区域及跨区域现代艺术史:非洲、南亚及东南亚”(Modern Art Histories in and Across Africa,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中,亚洲艺术文献库与达喀尔艺术峰会、康奈尔大学比较现代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Modernities)展开合作,强调一种以突显连结及脉络化的方法,以理解不同区域艺术史之间平行或相交的轨迹。“这个项目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试图把亚洲的艺术史理解为一种彼此连接的历史。”Ersoy表示。

 

25年之后
从基础建设到能力共享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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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文献库数码工作室,摄影/关尚智

跨机构合作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也构成了亚洲艺术文献库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Ersoy将这一策略概括为 “能力共享”(shared capacity):通过长期合作,使不同机构在研究方法、档案资源与专业经验上形成互补关系。过去几年中,AAA与多家亚洲艺术机构建立了持续的合作网络,例如成都 A4美术馆、杭州天目里美术馆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合作形式包括学生工作坊、艺术家项目以及专题研讨会。在一些案例中,这种交流进一步发展为更为长期的档案合作。例如在与首尔市立美术馆(SeMA)档案馆数年的持续交流之后,双方已经开始共同整理艺术家档案。
这类合作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资源交换,而在于不同机构之间对艺术史问题的共同关切:“首先是我们如何理解艺术史及其在理解世界中的作用?其次是我们是否能够把档案理解为一种开放、流动、不断变化的结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资料库?最后,如何鼓励艺术家或创作者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激活和回应档案。这是我们与许多合作伙伴之间共享的核心问题与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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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档案工作手册》的艺术家工作坊,A4美术馆,成都,2025年9月

过去25年来,AAA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可访问、具有公信力的档案收藏;除了香港办公室,也有纽约和新德里分部;培养了一只具有专业能力的约40人的团队;并建设了一整套基础设施——包括数字数据库、网站、图书馆以及数码工作室(Digitalization Lab)。但在Ersoy看来,其过去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在不断建立机构的基础设施,在25年之后,区域间的跨机构合作和对“亚洲”这一概念的继续思考将成为AAA未来的关注重点。“在未来,我们思考的重点将是共享能力。也就是说:如何把过去25年积累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如何扩大公众访问?如何让这些资源更加开放?以及如何与区域内越来越多的新档案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无论是艺术家自发建立的小型档案,还是博物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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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重现艺术家的世界(第一部)”展览现场,亚洲艺术文献库,2026年,摄影/何兆南

2022年香港总部图书馆的改造是这一转向的重要节点,AAA将此前的传统图书馆空间改造为一个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空间,同时亦扩大了馆藏存储能力以更好地承载活动与公共项目。而2025年正式开放的数码工作室则为档案数字化工作建立了一个专有的空间,并升级了全新的扫描设备与视听材料处理设备。用Ersoy的话来说,这一工作室将成为“游戏规则改变者”(game changer),它不仅提高了AAA团队的工作效率与能力,亦将成为培养新一代当代工作者的培训基地,并为其他文化机构提供档案整理与数字化工作的支持。
档案从来不仅是保存历史的技术问题,而是历史、权力、技术与社群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结构。AAA不仅证明了一家独立档案机构可以存活25年,也证明了档案并不只能保存过去,也可以成为一种重新组织当下、重新分配可见,持续测试“亚洲”这一概念并提供一种共同书写历史的方法。正如Ersoy在采访中所表达的对于AAA未来的期待,即“延续”(continuity)与“更新”(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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