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布罗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施林·奈沙个展“我将再次迎接太阳”（Shirin Neshat: I Will Greet the Sun Again，2019年10月19日-2020年2月16日）横跨艺术家30年的职业生涯，呈现了超过230件的摄影作品和8件影像装置，在西方和中东关系破裂的局势背景下，探索她在美国和伊朗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认同。

“文化机构何为？”普拉达艺术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在一份文化宣言中提问。随着时尚与艺术的跨界合作日益常态化，时尚品牌成立艺术基金会、举办当代艺术展览、艺术家与品牌合作已成为近年趋势。

《名利场》杂志的特约编辑迈克尔·施纳耶森（Michael Shnayerson）的新书《大爆发：劣币，超级艺术经销商，与当代艺术的崛起》，今年5月一经问世便一度脱销。这本书讲述了从纽约成为当代艺术世界中心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关于当代艺术和金钱的惊人故事。

魏蔚说她在任职佳士得期间，遇上了亚洲对西方艺术收藏的飞跃期和亚洲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佳士得全球拍卖总额中亚洲的比重决定性地稳定在了20%以上，与2012年之前相比，有翻倍的增长。

随着传统广告业影响力式微，消费方式的演变，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营销策略更新换代。近年来，文创产业和展览经济蓬勃发展，品牌以赞助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生产，甚至成为文化主体的现象日渐普遍。企业社会责任、慈善事业与营销之间的界限亦渐趋模糊。出生于X世代的艺术家，不再拒绝与品牌跨界合作，与大众文化接轨，希望以此提高传播的持续性，或试图以艺术实践介入资本的内部。

肯特里奇的工作有时会涉及到极大规模和极小规模的情境。不过，他几乎总是从画素描开始进行构思，有时候再将素描制成动画或者影像，最后通过工作坊与音乐家、舞者、歌手、设计师、作曲家合作，才成就了一些繁复而沉浸式的作品。

如果在人类的最后时刻，最后的人类决定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时会是怎样？艺术的终结、世界末日和语言的终结是同一回事：同样的结局。

托马斯·哲斯特（Thomas Girst）自2003年以来担任宝马集团文化事业总监，曾在德国汉堡和美国纽约大学学习艺术史、德国文学和美国研究，担任过德国《每日报》驻纽约记者，是一位学者和实践者兼容的企业文化管理者。

“摄影不存在一种‘本质’。它的定义总是随时代而变化，既取决于创作者和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也取决于艺术的展示和解读系统。

我和线条，或者我和整个作品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交流状态。有时候是线条随着我的思绪走，有时候是我随着线条的状态走，线条有时候就像是有生命的，有性格和意志的，我也要去聆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