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展览研究者比利安娜·思瑞克的采访中,她回顾了整理1979年-2006年上海展览史的经历及其对这座城市展览现状的观察,也在新出版的书籍中将视角投向了面貌复杂的东南亚地区
5月11日,法国启动逐步解封的措施。作为第一阶段措施的一部分,法国的小型博物馆和画廊在因疫情关闭近两个月后于5月11日起,在一定条件下逐步开放。
什么是“新”的艺术?鲁明军并没有给出答案,在他的视角内,“新”的艺术不是目前展览经济中流行的科技展和网红展,甚至也不是借用“别的领域”已有的议题。
在洛杉矶布罗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施林·奈沙个展“我将再次迎接太阳”(Shirin Neshat: I Will Greet the Sun Again,2019年10月19日-2020年2月16日)横跨艺术家30年的职业生涯,呈现了超过230件的摄影作品和8件影像装置,在西方和中东关系破裂的局势背景下,探索她在美国和伊朗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认同。
“文化机构何为?”普拉达艺术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在一份文化宣言中提问。随着时尚与艺术的跨界合作日益常态化,时尚品牌成立艺术基金会、举办当代艺术展览、艺术家与品牌合作已成为近年趋势。
《名利场》杂志的特约编辑迈克尔·施纳耶森(Michael Shnayerson)的新书《大爆发:劣币,超级艺术经销商,与当代艺术的崛起》,今年5月一经问世便一度脱销。这本书讲述了从纽约成为当代艺术世界中心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关于当代艺术和金钱的惊人故事。
魏蔚说她在任职佳士得期间,遇上了亚洲对西方艺术收藏的飞跃期和亚洲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佳士得全球拍卖总额中亚洲的比重决定性地稳定在了20%以上,与2012年之前相比,有翻倍的增长。
随着传统广告业影响力式微,消费方式的演变,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营销策略更新换代。近年来,文创产业和展览经济蓬勃发展,品牌以赞助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生产,甚至成为文化主体的现象日渐普遍。企业社会责任、慈善事业与营销之间的界限亦渐趋模糊。出生于X世代的艺术家,不再拒绝与品牌跨界合作,与大众文化接轨,希望以此提高传播的持续性,或试图以艺术实践介入资本的内部。
肯特里奇的工作有时会涉及到极大规模和极小规模的情境。不过,他几乎总是从画素描开始进行构思,有时候再将素描制成动画或者影像,最后通过工作坊与音乐家、舞者、歌手、设计师、作曲家合作,才成就了一些繁复而沉浸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