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对材料和技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探索,但其中很多材料在保存和修复方面却如定时炸弹般,随时有变质的危险。策展人和修复师们正面临着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诺丁汉大学当代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葛思谛(Paul Gladston)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一部重要的历史》(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 Critical History)一书,被艺术家王广义认为具有“史诗般的迷人品质”,其规模和严谨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开篇就熟练地把中国艺术放在从古代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进行考量。
在整个文化领域,积极的借用是现代创作者一直关注的创作方式。借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地复制和借用了古代雕塑和建筑中楣装饰上的人物和构图,自从那以后,艺术家都在“窃取”或者转述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长期以来就有证据表明《泉》并非杜尚本人原创,真正的创作者为1927年早逝的艾尔莎·普鲁兹。为什么博物馆、学术界和艺术市场都对这些证据置若罔闻?杜尚的神话充斥着空洞的谎言,成为视觉创作领域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艺术圈小而熟稔,每个人都彼此认识,比如霍克尼、弗洛伊德和斯诺登伯爵。近期出版的《霍克尼:传记——一位朝圣者的追求》和《一位画家的进程: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肖像》、《斯诺登:观察中的生活》让人们得以窥探艺术家们的创作和生活。
在佩斯北京个展开幕的当天上午,大卫·霍克尼在酒店房间接受了《艺术新闻》的专访,78岁的艺术家并无老者对于往事的沉湎,他对新事物依旧好奇,对以自己发现和改造的“观看之道”来创作,依然沉迷不已。
“大卫·霍克尼”毫无疑问成为本周艺术圈的关键词,无论是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讲座的一票难求,还是周六在佩斯开幕的“春至”个展可以想象的人潮涌动。在中国,“大卫·霍克尼现象”并非孤本。今年开春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重要美术馆、画廊纷纷举办西方重量级艺术家的个展;在中国公共展览机构仍然只有基本框架的今天,私营美术馆、大型画廊无疑承担起与国际展览对接的任务。
当内战使他们的祖国四分五裂的时候,大多数叙利亚艺术家逃离了家园;而另一些人则留在了战火中的祖国,艺术为他们提供了战乱中的避风港。